写在前面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似乎已经感受到,就自己而言,大到个人命运,小到日常生活,似乎都与这个时代联系得十分紧密。作为一个一直以来都没有工作积极性的人,在这个疫情的长假中,也尝试对工作进行相对系统反思。
早在去年11月份,我便着手为寻找新的职业生活做准备,而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在编的公职人员。
都说体制内外是围城,城内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至于城外的环境,自然不必多说了,每年的公考和事业单位考试几乎都是屡创新高,随意检索便有上亿个搜索结果,可见问题的热度有多大。
既然是围城,便不能随意听取一家之言。
也就是说,在较大的尺度上,应该从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认识中跳脱出来,多看看大的时代背景和广义上的左右因素,人,毕竟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被动的个体,被这个社会普遍的联系联系着,相对被动;
在较小的尺度上,具体到咨询和建议,并不能只听信“周围人”的看法和想法,既然身处体制内,身边大多数还是体制内的人,而体制内的人多数建议留下,无论是出于习惯、认识,甚至“螃蟹效应”,殊途同归。
最终还是造成了“留下”这一几乎唯一的结果。
当然,笼统地称之为“螃蟹效应”确实较为偏颇,毕竟体制内也有许多开明的人。
在择业和进行职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的确存在一部分人真的希望自己的员工或下属能够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虽然这种可以称为“伯乐”的领导和上司屈指可数,但聊胜于无,如果你遇到了,着实应该倍感庆幸。因为一般意义上,员工只是劳动力,仅此而已。
这么思考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自己掌控人生的可能性,具体做法是:
1.多结交和自己生活环境与经历截然不同的人,多进行沟通和交流。
2.汲取不同群体看待问题的角度及其个人的意见和想法。
3.结合自己的实际,反复权衡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通过以上做法,相对来说,遇到伯乐并汲取能量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包括之前)的工作过于清闲,使得我思考和写作的时间特别多,在过去工作的4个月我写了差不多五本B5方格本,折算下来差不多每天800-1000字的原创手写文章。过去那些素材,之后有机会也考虑整理后发布到平台,接受读者的审视和反馈,也算是对自己过去时光的一种交代。
就思考和写作的客观条件看,清闲的工作确实给我许多机会,保留和创造和许多可能性。(以这篇文章为例,到这里是995字,接近我过往每天的写作量,而到这里,就写了半小时多一点)
也正因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通过思考和输出,我发现工作除了获得报酬之外,对于很多人来说,认识自己和实现自身的价值也是很重要的目的。如果这两点难以满足,工作只是为了单纯的现金收入,那或许会与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提出的“人非工具”渐行渐远,不过纯属个人看法。
如果仅为了现金收入,目前在家带薪休假的底薪也够自己维持日常生活。
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甚至是少了很多,又说不上是什么。
或许自己自我认识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吧。
总结
本文基于新冠疫情的时代背景,从职业规划和选择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体制内外的简要差异和“围城”带来的各种落差和效应,期间根据自身的经历描述了增加遇见伯乐的方法:多与不同的人沟通交流,汲取意见建议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实践,最终发现:工作的目的除了金钱回报,还有另外的“认识自己”需求,而通常这种需求的满足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其他客观条件。
或许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体制内外,此时辞职都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那不如趁着相对闲暇的假期,利用少有的时间条件,多和老友沟通交流,同时认真审视自己,不断进行自我认识,想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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