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公众舆论。赚钱的能力被人们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那些能够很快赚到钱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常被称作能人，而他们不道德的行为，包括不肯赡养老人，往往被公众舆论所忽略，因为很少人愿意因那些私人小事去得罪这些能人。公众舆论一旦臣服于个别人的权力，它的道德约束力就大大减少。
年轻一代里也几乎没有谁觉得应该对父母唯命是从。成年儿女不再认为和父母顶嘴有什么不好，只要顶嘴不发展成为吵架骂人就行。另外，由于老一辈日益感觉需要与下一代沟通并发展感情，他们就越来越注重对儿女从情感上投资，这样老人也就越来越少对年轻人的行为提出批评。
信仰世界的倒塌。政府发起的对各种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批评也大大削弱了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市场化改革又进一步推动了在信仰的精神世界里父母权威的衰落。这一点在祖先崇拜的变化上反映得最为明显。
祭祖习俗这次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主要原因是年老的父母在家长已经完全没有势力，所以没法说服儿子继续举行传统仪式。随着祭祖习俗的消失，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父母权威的一些信念也在消失。
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基础一旦从道德转移到物质上，老人的地位甚至在伦理意义上也被削弱了。
-----制度对农村生活模式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在老人赡养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老机制的关键——孝道的衰落。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所有这些机制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最终埋葬了孝道。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
根据市场经济中流行的新道德观，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理性的，平衡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有对等的给予。这是在激进年代里经济上被剥夺的父母一代没法做到的。
因为孝道与传统的养老机制从5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受到批判，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养老危机。
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使城乡中国人的私生活都有了彻头彻尾的变化。
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在7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
1983年政府严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不少人改变了生育观，还有些人做了调整。一种新的生育文化正在出现。
相互让步效应。使得一儿一女成为新的生育理想。
在计划生育推行的20年里，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有活动的余地。在双方不断地对抗与调整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今天的结果。
到90年代后期，无论年龄，性别，计生户还是超生户，人们都认为抚养孩子的花费越来越大，令人吃不消。
在讨论到抚养子女的费用时，村里人抱怨最多的其实是所谓零花钱。
在同等情况下，儿子多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待遇反而不如只有一个儿子的父母。
到90年代末期，村里人普遍同意，儿子数目的多少对老来是否有保障基本没有多少关系，最重要的是得有一个是孝顺的。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只有传宗接代才使生活具有意义。所以，生育子女尤其是儿子赋予了农民一种宗教般的情感，这是不能用经济得失来衡量的。
他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使得他们对抚育子女费用的上升尤其敏感。而整个社会的日益商业化更在不断提高他们对生活素质的期待。
可以预见，如果有更多的家庭是妻子当家，超生的情况恐怕会更少。
在妻子当家的家庭里，夫妻双方都更容易接受新的生育观念，多数也选择只要一个孩子。
由于儿女如今作为劳动力以及养老的依靠不再那么重要，多生孩子的主要目的就是传宗接代，而传宗接代主要是丈夫家关心的事。
以核心家庭的幸福而不是传宗接代为中心的生育观的产生。在这种新型的家庭生活里，个人具有的情感和欲望以及对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传统的家庭里，个人不过是家庭血缘延续的体现；而在今日的家庭中，核心家庭及其成员的幸福才是人们的关注之所在。是以，在祖先崇拜和孝道均为衰落的同时，核心家庭夫妻与儿女的重要性也就大为上升。
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个人意识兴起的另一特征是表达意见的愿望与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是儿媳妇决定结婚后多长时间分家以及如何界定大家庭里的权力结构。
姑娘的权力不过是年轻一代的权力的体现。
人们应该做什么努力来克服个人欲望。
从目前来看，人们的欲望绝大部分还是物质的，而且最终导致消费欲望。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用消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质量。
90年代，在政府与国际资本的共同推动下，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而应运产生了。
自我中心与无公德的个人。
家庭生活中允许多方面的变化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和政策来推动的。这些计划与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在多数情况下，国家改造了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从而也改变了家庭。
到50年代中期，集体化运动结束了家庭拥有土地与其他生产资料的历史，进一步削弱了作为社会组织的传统家庭。
使得中国家庭的发展趋势与西方日益接近。
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
想象世界的丰富提高了他们对生活的期待，但同时也使他们产生无力，无助和失望的失落感，因为香港人或者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是多么可望不可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要竭尽全力地向父母索取钱财，因为那似乎是他们实现家庭生活现代化梦想的唯一可能性。
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观念能够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抗衡。
自80年代以来，公共生活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也在解体。地方政府和村干部对农民予取予求，因为他们必须从农民那里索取以供养不断膨胀的官僚体系以及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
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综上所述，本书所描述的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两个时期，国家都出于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在发起或推动家庭的变迁中起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了私人生活的转型。
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之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最终，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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