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这一章节，让人不由得想起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在故事的结尾，雷洛被人打死在火车座位上，“你不合时宜，”这是他在世界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尼采自视为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政治史上唯一的不合时宜者，证据就是被我们仰之弥高的塞内卡、卢梭、但丁、康德、雨果、李斯特、卡莱尔、密尔、左拉、勒南、圣伯夫、艾略特、乔治·桑、柏拉图、叔本华⋯⋯都被他语言的利刃切割的体无完肤，唯一幸存的也许只有歌德，“一个自由的英才，带着快乐和信赖的宿命论站在宇宙中央，心怀信仰，”他心中的狄奥尼索斯。
批判是疯狂还是理性的诘问，我们可以暂时放到一旁，仅仅专注于这位漫游者不时传达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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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有精神的人，前提为，他们是最勇敢的人，也绝对是经历了最痛苦之悲剧的人：不过，他们之所以尊敬生命，正是因为生命以最大的敌意同他们对抗。”
勇敢就像康德那里的判断力一样，不是靠学习得来，而是靠经历中的历炼，最勇敢的人必须经历过最痛苦的事情，敌人的高度决定勇敢之人的高度，所以我们尊敬势均力敌的对手，因为他们不是在削减、击败、毁灭我们——虽然那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是在成就我们，于是我们变得更加富有精神。也正是这个原因，小孩必须要摔跤、被撞、被打，在冬天穿着单衣，爬不上眼前的山顶不被允许下山，就算失败了也要在棋盘前谢谢对手的指教。生命不是现成的，仿佛已经到手，只要享受就行了，生命只承认对抗所孕育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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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表达自己，我们就不再充分地评价自己。我们的实际体验根本就不是好说话的。它们无法表达自己，即使它们愿意。原因是，它们缺少语言。一旦我们对什么有语言，我们就已经超越了它。一切话语中都有那么一点儿蔑视。看来语言仅为平常的，不偏不倚的，可以言说的东西而发明。说话人已经用语言使自己平庸化。——来自聋哑人和其他哲学家的一种道德。”
语言一说出口就偏离了它要表达的内容，它永远无法完整的说出，悖谬性在于我们唯一的工具就是语言，于是我们只能更多地说，呼唤理性，抱着同情的理解，抛弃那种恶意的揣度，那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维特根斯坦不会同意“语言使自己平庸化”的论调，他倾向于发挥语言的最大潜能，那可说出的，就最大可能地说出；那不可说出的，就保持沉默。但只有可说出的才是真理，如果你说不清，又故作高深，我只能以为你说的是一种玄学，玄学与哲学、甚至日常的“好好说话”没有丝毫关系。唐韦星说：“围棋是一门玄学。”这是唯一例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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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一次博士考试。——‘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弄成机器。——‘其方法是什么？’——他得学习让自己感到无聊。‘怎么做到这点？’—通过责任的概念。‘谁是他这方面的典范？’—那个语文学家：他教人死记硬背。‘谁是完美之人？’——国家官员。——‘哪一种哲学为国家官员给出最高级的公式？’——康德的：国家官员作为自在之物被任命为法官，审判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
尼采批判僵化的教育模式，康德躺枪成了为之负责的人。“责任”在他那里就是人们在没有任何外在影响下所履行或放弃的东西，没有对奖励的指望，也没有对惩罚的恐惧，责任是意志自身所决定的。尼采说，当你总是想到责任，而非热情、爱好、激情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学习只能让自己感到无聊。人们批评康德哲学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把欲望、感性、幸福、快乐这些东西都排除在了道德、审美之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化外之人，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桃花源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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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作为社会没落阶层的喉舌，当他愤然作色地要求‘权利’‘正义’和‘平等’时，他仅仅受他愚昧的支配，而这种愚昧无法领会，他其实为何受苦，——他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身上追根究底的冲动强大无比：他自己处境不妙，一定有人要对此负责…⋯就是那‘愤然作色’本身已经让他感到舒畅，对所有的穷鬼来说，咒骂是一种享乐，——这提供一种小小的权力迷醉。悲叹，怨天尤人，这能给生活提供一种刺激，为此人们忍受生命：在每一声悲叹中有一精微的复仇的剂量。有人因为自己的坏处境，可能甚至自己的坏品质，而指责其他不同的人，就像指责一种不公正，一种不容许的特权。‘倘若我是一个混蛋，那么你也应该是’：人们根据这样的逻辑进行革命。——怨天尤人在任何场合都无用：它源自软弱。一个人把自己糟糕的处境归咎于别人或者归咎于自己本身——比如社会主义者取前面的做法，基督徒取后面的做法——，这其实并无差别。这里的共同点，我们也称它为不体面处，就是有人受苦，有人就应该负有责任——简而言之，为了对付他的苦难，受难者为自己制定复仇蜂蜜的疗法。这个复仇需要作为乐趣需要，其客体是临时的原因：受难者到处寻找原因，以发泄他渺小的复仇欲，——倘若他是基督徒，再说一遍，他就在自身找到原因⋯⋯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是颓废者。——不过，即使基督徒谴责、诽谤和污蔑‘世界’，他是出于一样的本能，如同社会主义的工人出于同样的本能谴责、诽谤和污蔑社会：‘最后的审判’自身还是复仇的甜蜜安慰——革命，正如社会主义的工人期盼的那样，只是设想得遥远了些……这个‘彼岸’自身——这样一种彼岸有何用，倘若它不是一种污蔑此岸的手段？……”
颓废者就是这样一些人，阿Q，在游行中砸烂别人本田车的人、在上海苹果旗舰店门前谴责、咒骂排队顾客的女人，看到街头被打的女人而扭过头匆匆离开的路人，义愤填膺地指责穿和服或cosplay装束女孩的老人，狂热地喜爱、盼望混乱、革命、斗争而非秩序和进步的人，希望永远在路西法实验中扮演狱警角色的人，秉持“如果我受苦，别人也该受苦”、“如果我有错，你一定也有错”这类坚定观念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软弱，无法面对自身，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总是那个没有出错、不必负责的人的时候，原因的矛头只好指向外界，他们的意志力就只有这一点功用：强迫伸出颤抖的手指，随便指向一个受害者，以便自己成为一个想象中的加害者或是强者，直到出现一个赵老爷，赏出一记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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