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城隐喻是戴锦华用来形容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大观的独特词汇。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相互反映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一处文化的‘公用空间’：国家、跨国资本、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利益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抑或‘无间’合作。”
这种现象是一个悖论式的共存状态，曾经的死敌、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衍生物竟然能以如此一致的方式存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并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生活常态。在八九十年代的彻底“割裂”之后，每一次对伟大历史的回顾和传承的话语都变成了一种人们心照不宣的“面具”艺术。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被形容为“镜城”，突显了一种虚实交织、反射重重的状态。
在这个城市之中，各种文化元素如同镜中影像一般相互映照，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虚实交融的文化图景。这种镜城隐喻不仅仅描述了文化的复杂性，更强调了文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共生关系。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正如这座镜城一般，承载着各种矛盾而复杂的文化现象。
“公用空间”则体现了在这座文化镜城中各种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和交织。
国家、跨国资本、地方、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在这个共用的空间中发生着互动与碰撞。而这种共用空间并非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而是充满了激烈冲突和利益博弈。
这种冲突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国家与企业、地方与个人，在这个公用空间中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文化的发展充满了曲折和多样性。
在这个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衍生物之间的“无间”合作显得颇为引人注目。
曾经势不两立的文化力量，居然在某些共同利益的驱动下达成了合作。这种合作既是一种适应和求生的策略，也是文化力量相互借力、相互渗透的表现。在这种“无间”合作的状态下，文化元素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变得更加深刻和广泛。
这一时期的文化状态也是一个悖论。
曾经因意识形态而势不两立的文化势力，如今在共同的文化镜城中却能够和谐共存。这种看似矛盾的共存状态，正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
在这个时期，对历史的回顾和传承变成了一种“面具”艺术，人们在表面上可能呈现出一致的文化认同，实际上却可能隐藏着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多元性。
戴锦华创造的“镜城隐喻”生动地描绘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这座文化镜城中的公用空间，承载着国家、企业、地方、个人等多元文化主体的互动与碰撞；而这些原本水火不容的文化力量，却在某些情况下达成了惊人的“无间”合作。这一时期的文化状态，既是悖论的，又是独特的，留下了一个充满挑战和探索的文化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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