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对话《朱安传》作者

对话《朱安传》作者乔丽华

她的无声“深刻”了鲁迅

新金融记者 李香玉

　　新金融：《朱安传》的再版与2009年的首版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八年后再版有没有新的增值和意义？

　　乔丽华：首先，出版背景发生了变化，八年前，《朱安传》首版时可以说朱安研究基本属于空白。但此后这八年里对朱安有了更多的讨论，许多学者意识到了朱安的存在，有些读者根据我书中的线索对有关朱安的事实做了追溯，如朱安最后的埋葬地的情况，朱安和周作人一家的关系等，我在再版前言中都做了补充。其次，对初版的一些差错做了修正，如图片说明，以及原文引用的错漏等，这次都仔细地校正了。还增补了几篇较有史料价值的报道，对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朱安出售鲁迅藏书的情况，以及鲁迅去世后朱安晚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总之，这一版更全面，也纳入了这几年来一些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者的思考。原本关于朱安的讨论基本只限于鲁迅研究界，而现在更多是面向广大普通读者。

　　新金融：你在后记中写道，“这本书可以说写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时我又感觉非常值得”。你也表示，选择写朱安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绝非偶然。能否谈谈你与朱安的“渊源”？

　　乔丽华：朱安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女性，我也是女性，这是根本的渊源。同时，我也是个鲁迅研究者，我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从事鲁迅研究多年，当我看到晚年朱安请人代笔写给许广平的一批书信，我是很受震撼的。因为一直以来，我以为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是从这些代笔的信中我读到她的心声，我觉得非写出来告诉世人不可。

　　新金融：在这本书的筹备工作中，你去了很多与朱安相关的地方，走访了很多与朱安相关的人。这其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

　　乔丽华：有一点，不光是我，去绍兴的其他学者也很吃惊。朱安家和鲁迅家其实非常近，一个在水沟营丁家弄，一个在东昌坊口，步行仅十五分钟左右。两家住的这么近，鲁迅婚前居然没有见过朱安的面，对她一点都不了解吗？特别是鲁迅的母亲鲁瑞，在为鲁迅订婚的时候难道不知道朱安的情况吗？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还结这门亲？对此大家都很疑惑。

　　最早对朱家台门的寻访我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已经统统拆掉了，变成了丁香小区，丝毫也看不出当年朱家台门的影子了。好在我遇到了《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的作者周芾棠老先生。当年他对鲁迅亲友做了许多采访，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也曾亲自去踏访过朱家台门。他陪我一起去找那里的老住户，做调查访问。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依旧在的河埠头，这是丁家弄一带经历了种种改造后唯一留下的痕迹。从前绍兴人出行，大多以船代步，河埠头是船靠岸的地方，如今，这里仍然是居民们浣衣的地方。

　　新金融：写作这本书有什么遗憾吗？

　　乔丽华：基本上没有什么遗憾，我已经尽力。如果说有遗憾，就是我开始这项工作太晚了，朱家台门已经拆掉，朱家的后人也都四散，现在仅存的后辈也不知道朱安的更多情况了。但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如果早几年，可能也做不了这项工作，朱安还是个禁区。所以我遇到了一个好时机，这是鲁迅研究最开放的时期，没有这个背景，《朱安传》不可能写成。实际上朱安1919年以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她的遗物和资料主要保存在北京，我在写作中得到各鲁迅馆的支持，这也是非常幸运的。

　　　　新金融：你多年来从事鲁迅研究工作，你认为《朱安传》对鲁迅研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乔丽华：自从《朱安传》出版后，鲁研界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朱安的角度，使我们对鲁迅的创作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为什么鲁迅如此深刻如此悲观如此绝望，这与朱安的存在是有很大关系的。也有一些不同声音，认为这可能放大了鲁迅的私生活，甚至贬损了鲁迅。

　　我认为，这一直是个被忽视的空间，我所做的是呈现鲁迅先生背后的这样一个人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鲁迅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的身边却是朱安这样一个缠小脚不识字的妇女，这种对比非常强烈，他们的关系不能不令人瞩目。正如周氏兄弟为何反目始终是未解之谜，朱安也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永远无法穷尽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在于能不能得到一个标准答案，而在于通过讨论，对鲁迅这一代作家，对人性等等，我们有更深的探索和认识。这也是鲁迅研究的魅力所在。

　　新金融：陈丹青说：“我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儿过于大胆的想法：鲁迅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朱安与许广平，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对这样的观点，你怎么看？

　　乔丽华：我同意这个观点。在这桩婚姻中，朱安是不幸的，鲁迅也是不幸的。假如没有这段婚姻，假如从1906年到1926年鲁迅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孤独苦闷彷徨之中，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不会如此深刻。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与朱安的这段婚姻也塑造了鲁迅。

　　新金融：在动荡的岁月里，朱安和许广平共同担负起了保存鲁迅藏书的责任。朱安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乔丽华：我认为朱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抗战时期生活困苦，但她完好地保存着鲁迅的藏书。鲁迅虽然对她没有感情，但她对鲁迅是敬重的。她登出售书启事，如书中分析，可能是周作人出的主意，也可能是一种策略，为了唤起上海方面的注意。上海这边正是看到了售书启事后，唐弢等人去北京跟朱安商谈，而后朱安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鲁迅的藏书也保存了下来。许广平对于鲁迅藏书的价值有着更清晰的认识，朱安虽然未必了解这些藏书的意义，但她对鲁迅是很敬重的，所以宁自苦，也没有让鲁迅藏书散失。她和许广平共同保护了鲁迅的遗物。

　　新金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朱安是鲁迅情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注解。你怎么理解朱安对鲁迅的价值？

　　乔丽华：读者特别在意的是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他没有毅然地跟朱安离婚，但他也不肯妥协，例如像胡适那样，为了让母亲高兴就跟妻子表现得恩爱。鲁迅是一个精神上有洁癖的人，20多年，朱安固然不幸，鲁迅也过得很压抑。他写下了《我之节烈观》等文章，对妇女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表示他们这一代只能陪着做牺牲。所以他希望放下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如果不是遇到许广平这样勇敢的新女性，他也许真的就这样跟旧的婚姻制度妥协了。所以，从他对朱安的态度，你能体会到鲁迅内心的矛盾，他的沉重。他是个内心炽热的人，却给人冰冷的感觉，仿佛不可接近。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也许这段婚姻也塑造了他的情感模式。

　　　　新金融：你表示，对于研究中国女性历史，朱安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对象。在你看来，朱安这个人物对研究中国女性历史有怎样的意义？站在今天，读《朱安传》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乔丽华：1995年世妇会在北京召开，国内女性主义研究由此兴盛起来，我在复旦读博士期间，研读了不少欧美女性主义方面的理论著作，但最感动我的是1998年翻译出版的电影《望乡》的原著，特别是这本书的序章，讲述了作者对于亚洲底层女性的看法和关怀。朱安虽不能说是底层女性，但她也是长期受压抑的一位亚洲女性。中国的女性多年来守着思想和身体的禁锢，到了近现代，才有一批新女性勇敢地冲出了家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朱安这样的旧女性却被遗忘了，处于失语的状态。而她还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鲁迅身边的女性，这种对比非常强烈，也令人震撼。

　　对读者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想和意义，我没有发言权。但有位读者告诉我，读了这本书后，她获得一种幸福感，看到这么不幸的人，她发现自己的那些烦恼真的不算什么。所以，她觉得这是一本治愈的书。应该说，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中国妇女长期以来的压抑，她们曾经活得如此沉重和沉默，也激发今天的读者思考女性的道路和方向。

　　作为研究者，对我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不能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研究对象，只有这样互相才会产生真正的“联系”。《望乡》的作者山崎朋子为了了解南洋姐阿崎婆，跟她在非常寒酸的住所同吃同住几个星期，赢得了这位底层妇女的信任。我觉得作者的姿态值得我们学习。

　　新金融：从爱情和婚姻的角度而言，鲁迅和朱安、许广平的婚姻，对当下社会有什么启示？

　　乔丽华：从朱安身上可以看到旧女性最大的不幸，几千年封建社会剥夺了她们的自主权和经济权以及在社会上的谋生能力，她们只能依赖男性。在婚姻中再委屈也只能忍耐，她们没有退路。朱安的不幸，是长期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不幸。许广平作为新女性，就不同了。鲁迅在遇到许广平后也非常犹豫，但许广平作为一名新女性，表示只要是爱的结合，不需要婚姻的名义。她的这个姿态，就是到今天也是前卫的。鲁迅赞赏勇敢的女性，甚至从新女性中获得了力量。

　　总之，女性必须在社会上有独立的地位，要获得平等的权利，这样才能不依赖男性的施与，与男性平等相处。这样的两性关系才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