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在我们广阔的乡土中国，还没有被自私、冷漠、无情的城市生人社会解构的充满温情彼此和睦的农村。相夫教子传家久远仍是女性很大甚至为尊为信仰。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小学那些还没看过世界遍已经结婚生子的同学。都是这样的，再不结婚，没人嫁给我怎么办，再不结婚，没人娶我怎么办。而这所有的考量都是来自于农村传统舆论道德的压力。因此我们会看到农村的男女孩羡慕城市的男女，即使三十岁仍然还有选择结婚配偶的权利。而自己却在除了上学这一学而优则仕前途美好这一借口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在适当的年龄遭受舆论的压力并且不得不屈服。这便是城乡文化机制二元化最生动的体现。而我们的女权主义者主要的话语权其实也主要能够在城市或者传统文化被解构的现代化乡村。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机制根基何其牢固，设计何其全面。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打破二元机制就可以做到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三农问题上文化方面的乏力。农家书屋的遭遇足以论证这一点。
费孝通先生讲过乡土中国，剖析过很多疑难，并且给出了一些貌似可行的措施。但是我们在看到梁漱溟先生关于乡建理论以及其下诸多步履维艰的实践。就该知道乡土中国的本性、本质仍然缺乏完整理论体系的描述。不能完全的把握认识，又如何能做出精准而有力的对症下药。
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存着的万千乡村居民。企图以迁移方式解决其问题，只能是说把问题扎堆并且让人更加难以琢磨辨析。目前空心化的乡村与城镇经济发展仍然以农业为主乏力的怪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关于人的问题，人走了，问题不会带走，反而带走一部分，留下一部分。长此以往，短期内的卓著成效只会演化为长期的遗祸大乱。关于前不久清退人口的政策也体现了对官员绩效考评标准的不全面。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其实我们想想，德隆望尊者治理农村的可行性。在如今的乡村，我们依旧会看到老村长，老支书绝对的话语权。就比如老中医之于年轻的医生。老教师之于年轻的教师。但是人气资本来自于其绝对的经验并且是正确的。经验主义与理论主义本应该是讲实践总结为经验进而升华为理论然后指导实践。但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急了一些，比如将没有时间检验的经验直接总结为理论，然后推广。但是时间成本太高太大，经验派与理论派的论战集中点在哪里上不清晰，但是时间问题绝对是破题的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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