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亭外，山海间，海飞总是希望能重新寻找到更辽阔的故事与最隐秘的人性。
本专访刊登于文学报2019年9月5日▲
两年前，初次见到作家海飞时，大家在一个会议上热议他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创作，当时，谍战剧《麻雀》已经大结局，获得许多年轻观众的喜爱。本以为，海飞是那样一个在会上安静记录的作家，像一个隐形又亮眼的符号，没想到，饭后众人散去，他颇有兴致地和现场几个年轻人聊起了创作。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自己想构建一个“海飞谍战世界”系列，那个系列里会出现许多重要的城市，当然，上海是最耀眼的发生地，这座城市对于他而言，既封存了少年时光又充满了历史想象。
海飞编剧作品《麻雀》
如今，这个系列已经推出《捕风者》《棋手》《唐山海》等多部，甚至还以《风尘里》为始开辟了古代谍战系列。海飞是一个很擅长为名字赋予意义的作家，对当年的地下党情报工作者，他用三本书的名字“捕风者”“麻雀”“惊蛰”就勾勒出了信仰者的典型形象，但他笔下的主角又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寻常低调的人物，他们往往出身不凡，职业摩登，年少不懂世故，就像周璇的歌声中所唱的，胡天胡地蹉跎着青春，而突然，因为某些际遇，他们需要面临命运的转折、信仰的熟成，当他们再次如风行走在南京路上时，已经成为了捕风者之一，成为了像麻雀一般微小而力量集聚，传声入霄的变革者。
让许多读者感动的是，在海飞的作品里李叔同的《送别》响起时，那些人或是为革命信仰献身，或是安然离去，但无论如何，他们内心依然是那少年模样，热爱世界，相信未来。在长亭外，山海间，海飞总是希望能重新寻找到更辽阔的故事与最隐秘的人性。
这些“捕风者”，从未辜负祖国和信仰
记者：大约两年前遇到你，听你描述的要构建“海飞谍战世界”系列小说，感觉那时你已经有了好几个故事的成熟框架了。
海飞：我一直都在“养故事”，这是我一惯的做法，小说其实是需要养的，发酵、成熟、饱满，甚至在你的创作思绪中澎湃与激荡。于写作而言，我是一个很慢的人，但我会同步做几个小说的构思。我慢到一天天地陷在小说中不能自拔，我快到有时候两个小说交替前行，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完成了。我一直在想，这可能是一种“打通”。我没觉得追求“量”是一件光荣的事，当然也没觉得这可耻。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每个作家的创作方向、方法、速度、构架、追求都是有差异的。如同我们的人生，各不相同。
所以，这个系列发表的和正在创作的小说，都几乎是“养成”的。这些文字就是一片庄稼，有些是麦子，有些是水稻。到现在为止，“海飞谍战世界”系列小说，人物关系都已经打通，所有的人物生活在同一个庞大、复杂却又充满生机的世界里。
有时候我觉得，这更像一个文学实验，像另一种谋篇布局。我很少见到有如此体量，比方说，十部八部，或者十多部这样的系列小说的体量，内容各不相同，却用来构建同一个世界。
记者：在你构建的这个庞大世界里，核心道具之一是情报，如何捕捉传递藏匿都是步步为营，你将第一部取名为《捕风者》，形容得非常形象准确，我们会想起许多经典影视作品里都有这样一个“捕风者”形象，非常需要有好的文学作品去描绘这部分历史。
海飞：《捕风者》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小说，如果说我写得无比悲伤一点也不为过。情报工作其实只是地下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事实上有许多工作是营救、拦截、策反等。当然，情报的争夺战最为惊心动魄。影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原型李白，是最典型的捕风者。这些情报人员，一个个命悬一线，有许多人慷慨赴死，用生命写就了两个字：捕风。
记者：除了“捕风”，我想起更早之前那部影视改编很成功的小说《麻雀》，这个名字也富有寓意，千千万万，前赴后继，传声遥远，实际上就是信仰者的形象，小说里那句“惟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也贯穿了你的“海飞谍战世界”系列创作。
海飞：在创作小说《麻雀》的时候，我总是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子弹随时都可能飞来的长街上，一位革命者无比从容地大步前行，留下最决绝的背影。这样的场景几乎在我每个字落笔的时候，都在脑海里浮现着。我十分清晰地明了，那时候的地下战争，每一个情报工作者，都在刀锋上行走。这样的惊险人生，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几乎无法成立。于是，《麻雀》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段无比瑰丽的人生。像一道闪电，石破天惊，或是雨后彩虹，绚烂迷人。从《向延安》到《捕风者》《麻雀》《陈开来照相馆》，再到《惊蛰》《棋手》《唐山海》等，我无时无刻地在这些小说里传达了这样一种“惟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的精神。这不仅是一个主题，事实上，这是当时革命者最真实的写照。比如《惊蛰》中的《致女儿书》：我不愿失去每一寸土地，哪怕土地之上的每一粒灰尘；比如《陈开来照相馆》中，陈开来让苏门为他拍下了入党时的照片，说是要寄给胜利以后的自己。
海飞编剧作品《麻雀》中，张若昀饰演唐山海
记者：最新出版的这部《唐山海》，这个人物在《麻雀》里出现时是二号人物，慷慨就义时唱响万里长城万里长的场景很打动人，你为什么如此偏爱这个角色，要重新为他写一本书？
海飞：在《麻雀》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唐山海的后半生，准确地说是他人生的后半程。在《麻雀》中他不过是个二号人物，但蛮受欢迎的，特别是他从容走向活埋坑，唱响万里长城万里长时候，让无数人唏嘘或落泪。我晓得的，一个人物能根植于观众和读者的内心，一定是有原因的。但《麻雀》是属于陈深的故事，唐山海的故事相对不多，因此我想，唐山海也应该有自己的故事。那么，需要掀起的就是另一个新的篇章和风暴了。
《唐山海》小说及漫改作品
上海的历史里，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
记者：最近这几部小说的场景都发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这座城市在你的小说里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和传奇的色调，你对上海的情结是否来自于童年生活经历？
海飞：我对上海十分着迷，这里面有我大把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有那么很长一段时间，我生活在上海杨浦区的一条弄堂里。龙江路，八大埭菜场，怀德路，都被我写进了小说中。而我想，上海其实是传奇的代名词。几乎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一个传奇者的鞋印。
我很喜欢《上海滩》的歌词，浪奔浪流里，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也是上海的“孤岛”时期。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那时候的“麻雀”也是，它栖在屋檐上的时候，一定望着这座苍桑而繁华的城市百感交集。
所以，《棋手》《内线》《惊蛰》《捕风者》《麻雀》和刚刚创作完成的《陈开来照相馆》，以及即将写作的《苏州河》，都充满了上海的气息。每一个字里面，都有我对上海的热爱。
《惊蛰》：小说、电视剧、游戏
《惊蛰》：小说、电视剧、游戏
记者：真正的热爱是通过细节来支撑的，这些小说里可以感觉到你对当时上海城市空间的细节把握很精确，伴随剧情读者会意识到自己的确身在一个紧凑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里，对当时上海的历史资料你做了哪些研究和再现？
海飞：细节提升的不仅是作品的品质，而且会很好地提高作品的识别度。我很熟悉一些当时上海滩谍战的资料，包括中共“红队”如何九死一生地执行任务。在《麻雀》《惊蛰》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上，小到衣服上的一颗纽扣材质，教堂（鸿德堂）、乔家栅等等的地理位置，当年人事细节，我都做了严谨的历史考据。
唐生明、徐来
比如《麻雀》里的军统假夫妻唐山海和徐碧城，原型就是唐生明和徐来。其实影视创作中，一般创作者都会不约而同地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大事件大背景不变，小细节小桥段自由生发。所以，寻找小的切入点，让你有十分开阔的创作空间。在剧作中，细节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这么说，细节决定成败。但是，我还是认为，来自资料的细节对小说家来说，并不值得称道，因为这只是基础工作。而考验你的，一定是构建故事和塑造人物的能力。
记者：说到构建故事和塑造人物，你如何评价国外那些有着实际谍战经验的作家作品，比如毛姆、格林、约翰·勒卡雷等等。
海飞：我一直对一部国外侦探小说印象很深，那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并且以一条狗的视角写的。我那时意识到，原来涉案的小说可以写得比严肃文学还美。
因为写作的关系，我曾经接触过日本的青春小说和情感小说，也接触过国外的一些间谍小说，比方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那是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的作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当然他还写过《柏林谍影》，描写了间谍英雄。同样的英国作家的伊恩·弗莱明，写下了《俄罗斯之爱》，是邦德系列的第五部，也是这个系列中最好的一部。当然，还有尤里安·谢苗诺夫写下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
2010年左右，我涉及剧本创作。有那么一段时光，我关着门不停地写稿，白天开始写剧本《旗袍》，晚上又像换了一个频道似的，开始写长篇小说《向延安》。我一直都沉浸在，或者回忆着这些海外谍战小说家为我构建的谍战故事中，但我同时觉得，他们的谍战小说，和国内的谍战小说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汲取的，可能仅是概念和气味的一部分。
海飞小说作品
记者：我也感觉，国外的谍战文学或影视在概念设计或者是类型气质上很成熟，剧情有冲击力但是缺乏余味，后来我想到或许就是信仰方面的差异，他们会把信仰的反转当作一个为故事服务的桥段去设计，但你的写作特征里是情节围绕着理想感、信念感推进。
海飞：国外的谍战文学，或是谍战影视剧，首先抛出的就是执行任务，很少有讲到信仰与情怀、理想。很多小说都是以强大的情节来吸引读者的。而国内的谍战类型小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讲究人在这个社会中形成的特性，会更中国化。
每一部小说都要有魂、有根、有可以深入到你骨髓里的东西，如果没有，那这个小说就是轻的，没有重量的。过去认为情怀一词很“虚无”，但现在看来，这都是隐现在小说的内在肌理。这其中人性的书写是关键，人物的个性及成长历程也是关键，“小说要去展现有血有肉并且不会令你感到有生疏感的人物”。信仰与情怀，是我在创作一系列的小说中，一直注重的。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小说，讲好故事仍然是关键，长期以来有部分小说家在创作中忽略了故事的本身，甚至没有学会构架故事，把故事讲得很小，小到找寻不到读者，把故事讲得故弄玄虚，高深莫测。
记者：一种文学类型成功在于类型化，局限也在类型化，你这些年的作品题材其实很丰富，既有现代谍战，也有古代谍战，甚至还有与谍战不相关的其他题材写作，可能你也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证明类型文学是可以有更高的文学价值评价。
海飞：谍战小说当然属于类型化的小说，甚至也可以归类为通俗小说。但这样的通俗小说确实不好写，我觉得四处流传的小说，就不能轻视，就是有文学价值的。而事实上，在我之前的创作中，曾经写下许多跟谍战没有任何关系的小说。我至今觉得比较不错的小说可能是《干掉杜民》，再有就是《看你往哪儿跑》《到处都是骨头》等。涉足谍战类的小说，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叫《旗袍》的剧本，是关于谍战的，所以后来才有了“海飞谍战世界”这样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把重庆、上海、哈尔滨、天津、南京等视为“谍战之城”，各写一个谍战小说，而且这些谍战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固定的，例如，76号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叫毕忠良，他可以任意出现在“二战”时期上海的谍战故事中，日积月累后，上海谍战的构架愈加庞大，却纹丝不乱。我将这个概念也称之为“谍战深海”。像《风尘里》这样的古代谍战小说，应该是一个三部曲，后面还有两部，都写的是明万历年间锦衣卫介入到谍战中的故事。同样，有专属的谍战元素，照样可以把冷兵器时代的情报暗战，写得惊心动魄。
至于文学价值，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严肃文学，都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也不是所有的类型小说，是没有文学价值的。我想，金庸、张爱玲就是类型小说的代表，而部分作品在某个时期或者长期的流传，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呼吁的是，小说家需要更多提升讲故事的能力，需要回望过去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如何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而不是一些虚无的概念的堆积。我特别期待，有一个小说的黄金时期再次到来，让我们能重新审视类型文学。
记者：类型文学受到的另外一个“诱惑”是与影视改编密切互动，你有着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双重身份，可能也会深陷于两者的互相影响、如何平衡的问题里吧？
海飞：其实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长期写剧本必定是会对小说创作有损伤。写小说的时候，未必会考虑提高影视改编的顺利度，考虑IP的衍生问题。但是你的“手势”或者不由自主的“顺势而为”，会让你的一些章节，或者小说中的桥段，倾向于影视化。比如人在事件中的极致与矛盾，比如呼应感更强，比如对人性的洞析上剧本会比小说在用力上会偏弱。
时至今日，我在小说与剧本之间徘徊、挣扎、向前。这两种矛盾的文体，有时候会让你的思绪完全错乱。我在考虑向小说倾斜，减少剧本的创作量。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除了工具书以外，我都不怎么阅读虚构的文字了，不了解小说家们正在写什么。这显然是一件对内心十分不负责任的事。
记者：近期除了谍战小说以外，还有写别的小说计划吗？
海飞：谍战小说部分，《苏州河》《陈开来照相馆》《内线》这几部都已经有了具体内容和出版计划。但是，长期的谍战小说写作，让我时时沉思，可能需要有节制的写作，拒绝雷同。所以也许在某一个为期不远的时间内，可能会暂停谍战小说，去创作一个叫做《长亭镇》的长篇小说，讲的是辛亥年间的江南故事，其中有武侠，有说书，有中医，有十里长山，有蓑衣寺院，有江南明亮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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