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北京回来，沈熹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没来上学。
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因为私自跑出去，所以被罚禁足，下个月他就回来了。
“周周，没有我给你带早饭，”他在电话里轻声说，“你要记得按时吃饭，不要生病，不要不开心，不要和别人打架……”
我最听不得沈熹的絮絮叨叨，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我在电话亭里站了一会儿，一咬牙，给周子成打了个电话。
他很快就接了起来：“喂？”
“周子成，是我。”
他顿了顿：“嗯。”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叫过周子成“哥”。
5.
我和沈熹一起考上了同一所北京的大学。我填了周子成当初的土木工程，沈熹也是。
“沈熹你烦不烦啊，”我挥挥手，“跟牛皮糖一样，还甩不掉你了。”
沈熹看着我，好脾气地笑笑。
沈熹十八岁高中毕业那年，找家里要了很大一笔钱，飞去澳门的赌场，翻了十倍回来。他开始做投资，买下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和一间汽车零件厂，引进新型技术，不计后果地砸钱进去，让两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然后迅速开始盈利。
有一些人，天生就和我们身在不同的世界。
上了大学，我和周子成在一座城市，他那时候白手起家做工程，已经小有成就。他常常开车来看我，带我去吃大餐。但是我知道，我们之间其实越来越遥远了。
我不再挽着他的手臂，他也不再摸我的头。
我们之间好像从亲兄妹退化成了堂兄妹，然后退成远方兄妹，最后终于变成没什么血缘的兄妹。
从我去北京以后，我和周子成过年也不再回江城。他在北京租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房子，从周末到春节，我们都在那里过，我们有了第二个家。
大三那年，我和沈熹一起回了一趟江城，回到那个拥挤的、破旧不堪的家。我把自己和周子成的东西都清理了一遍，装了两个箱子，用物流送到北京。离开的时候，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回头。
我将手揣进衣兜里，里面放着一张我从周子成的房间里找到的照片。
那是一张发旧的照片，照片上我留着寸头，穿着他不要的旧衣服，看着镜头，没有笑。
照片的背后，他用钢笔写了一个字，周。
周周的周，也是周子成的周。
原来这个世界上，爱而不得的并非我一人。我摸着那张照片，一边哭一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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