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郭建龙在《穿越非洲200年》中讲述:由于在殖民期间，非洲存在不同的宗主国，每一个国家整合的难易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其中英国人将每一个殖民地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允许它们拥有独立的议会机构和经济形态。独立之后的这些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就可能遭受较少的颠簸。而法国人将每一个殖民地看成只是法兰西帝国的一个“器官”，它们没有权利独立生长，只能在帝国框架之内被指定发展某些门类，有的只种花生，有的只种可可。这些“器官”被设计成要依附于帝国，因此当它们争取到政治独立之后，要想真正达到经济独立，付出的代价就要更加巨大。
总体来说，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了建设与发展之路，但其中的许多殖民者遗留的种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因素都会对于非洲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带来不确定性，了解非洲也是审视自我文明的过程。
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屈辱史中，不乏抛头颅洒热血，振臂一呼的民族英雄，从秦始皇在中央集权下调动举国之力修筑长城，到汉武帝聚集一切资源北伐匈奴，再到近代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在我们的共同的文化认同中，渴望民族统一的稳定政权是民族共识，而在非洲地区，除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这四个国家一直以来有着统一的传统之外，其余国家的疆界都是在最近一百多年才形成的，彼此之间的文化冲突大于融合。
我们在从农耕文明转化为商业文明的过程中经历了社会体系与生存结构的巨大转型，非洲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需要面对不同的文明的政策制度稳定期、市场化孕育过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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