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美国明星法律科技创业公司Atrium宣布关闭公司。据Atrium公司高管表示，其关闭公司的原因是：Fail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deliver better efficiency than a traditional law firm.（未能找到比传统律师事务所更好的盈利模式）。这句话发人深省，反观中国法律科技，我们真的找到了比传统律师事务所更好的盈利模式吗？

总的来说，2019年是法律科技热潮之后，集体「裸泳」的一年，没有技术创新，没有大规模融资。而融资4亿多人民币的Atrium倒闭，又给这个本就不那么热闹的行业浇上了一盆冷水。近期唱衰法律科技行业的文章、分析法律人未来的文章层出不穷。

法律科技还有未来吗？对于这个问题，斯年始终持肯定态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专业门槛极高的垂直领域一定是「近窄门，见微光，走远路。」

斯年今天想从市场前景最大的企业需求端出发，阐述法律科技对于企业的未来价值。

一、疫情之下，推波助澜

疫情期间，「电子合同」如开挂般迅猛发展。在《2亿人远程办公，电子合同需求量增长了10倍》一文中称：

首先，在疫情的影响下大量特殊合同签约需求被催生，员工与企业之间、业主与社区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都需要签署与疫情相关的承诺书，签订在线合同的方式高效且安全地解决了此类问题。

其次，远程办公期间业务依旧需要持续推进，企业之间没有了线下见面的机会，快递也没有完全恢复的现实情况下，电子合同的优势凸显。尤其一些中小企业因为本身合同数量并不大，平时选择快递的成本也可控，但在如今的现实条件下，也会选择使用电子合同。

疫情让「电子合同」成为企业业务开展的刚需，「无接触式签约」成为衡量企业是否科技化的标准。远程办公或成为大多数企业及员工的工作常态，电子合同的接受程度和使用场景也变得越来越广泛。这场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科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即便如此，距离「电子合同」成为企业基础设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因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合同需要双方签署，一方希望采用电子签约还需争得对方企业的同意。在如今行业渗透率偏低、企业认知较弱的情况下，主张电子签约的解释成本非常大。比如，销售需提前沟通意愿对方是否愿意接受、是否了解如何操作，还需解释电子签约法律效力如何、发生诉讼如何举证等。因此在企业实践中，只有单方用印或在交易谈判中处于绝对强势方的情况之下，才会采取电子签约。

另一方面，电子合同普及受行业限制严重。电子合同从最初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汽车零售、在线旅游、线上租房、物流，到如今企业及政府集团的内部管理。其在一些互联网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应用比较广泛，而非互联网企业并形成大规模应用。

但随着电子商务、智慧政务的高速发展，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不断加深，2014年至2019年，中国电子合同的市场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00%，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将电子合同纳入自己的OA系统，或者成为独立的采购单元。

斯年认为，「电子合同」已然是目前法律科技产品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产品，但其仍不能称之为企业基础设施。

二、法律科技未切中企业要害

除了「电子合同」，法律科技公司逐步将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合同生命周期管理中。在合同上的创新产品还包括：

1、智能合同撰写：将历史合同作为训练样本，对合同进行结构化拆解，通过匹配业务场景，进行合同相似度计算，从而帮助企业用户在不同业务场景下，自动生成合同内容。

2、智能合同审查：由知识专家基于实践中每类型合同的审查要点，结合知识专家对于历史合同的人工打标，实现辅助企业用户自动识别合同风险点和智能修改。

3、智能合同归档：依据算法模型对合同内容的语义理解，将归档合同OCR识别后按照合同类别进行自动归档，以供后续快速调阅。

4、智能履约监控：对合同财务条款、履约条款进行结构化拆解，自动设定履约期限，到期提醒用户准时履约、收款、续签。还包括对合同相对方进行大数据风险画像，当自动识别到对方有重大诉讼或舆情风险时进行风险提醒。

5、智能合同比对：通过OCR将纸质合同识别为电子档进行自动文本比对，标示出不一致处供用户快速阅览。

6、图谱化检索：搭建企业法务数据的知识图谱，底层数据以图谱形式组织，查询后能够以结构化的方式直接看到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

以上是目前颇受企业欢迎的法律智能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为企业创造了什么价值呢？

斯年认为，法律科技对于企业的价值有三种：降本增效 < 风险防控 < 引领业务。三者价值递增。

绝大多数法律科技产品仍停留在「降本增效」阶段，旨在通过提升法务人员工作效率来减少法务人数，这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却没有太大吸引力。

一是综合成本。在中国，极低的法律服务价格并没有让法律科技占据过多的成本优势。一个月薪5000的法务能处理公司绝大多数法律事务，还是一个一年几千但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打标成本、学习成本、校验成本，最终结果还不一定满意的人工智能法务助理。这样的成本计算下来，让绝大多数的企业很难选择后者。

二是技术瓶颈。目前法律科技的智能化程度依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法律AI只能完成一些简单、大规模、重复性的工作，却并没有明显的专业优势。别说取代律师、法务，连和律师助理的专业素养仍然有一定距离。

哪怕在「降本增效」这个基础价值点上，很多法律科技公司依然站不住脚。

除了降本增效，法律科技还可以在风险领域发挥重大价值，融合隐私风险、合规风险、舆情风险，成为公司整体风险防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主动预警风险事件：比如通过建立相对方大数据画像加强准入门槛、提前感知对方合同履约风险，通过履约提醒防止我方违约造成资损，通过人工智能自动审查合同风险点。

风险发生后及时定位追溯：首先需搭建企业法务数据集市，然后建立底层知识图谱，出现风险事件时能够快速查询风险点之间的数据关联关系。

斯年认为，法律科技的终极价值是通过法律科技产品主动发现业务增长点，获得利润，帮助企业法务从成本部门向业务部门转化。而这个顶层价值，纵观国内外，尚无人可及，这将是我们持续探索未来的方向。

三、关于基础设施的一些思考

法律科技距离成为企业基础设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斯年仍觉得有一些趋势值得被看见。

大企业向内探索：企业法律需求一般而言非常复杂且个性化，很多需求由于其保密性要求外部供应商无法感知。因此绝大多数的法律科技公司只能一定程度地满足「降本增收」这个层次的需求，而始终无法触及「风险防控」和「引领业务」的层次。

无论企业如何让渡自己的信息安全底线，在与外部供应商磨合中仍然有无法跨越的鸿沟。这催生了一些大型企业内部建设法务中台。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无缝匹配企业真实需求，在探索后两者价值点上具备先发优势。但是劣势在于，其定位于服务内部，是否能够顺利走向市场需要企业自上而下的决策，同时在走向市场时能否抽象出灵活可配置的中台组件、以及与底层基础设施之前的依赖关系如何处理，是中台模式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小企业向外合作：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法律需求始终是「低频」、「重要不紧急」需求序列。一年合同量不多、诉讼案件也没几件、大量业务都依赖销售当面谈、hr兼职法务，这都是中小企业现状。因此法律科技产品在向其线上线下推广时也颇为费劲。

斯年认为，单独以法律产品去向中小企业售卖的形式是行不通的。或许打通在线办公软件，成为云办公基础设施能够成为一种全新思路。比如当所有企业都在钉钉上进行在线协同办公，当双方企业有一个合同签约需求，可直接在IM对话框中调用「合同签约」组件，选择采用「数字证书」、「区块链」、「Docusign」的签约方式，一键发起合同，对方收到工作通知后一键签约，实现全流程上链。实现自动化发起、审批、签约、归档、查阅等全生命周期线上化。这难道不香吗？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当法律科技的使用门槛和成本都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时，这个行业大爆发的奇点就来了。

2020年，她会好吗？还是更烂。

对我们来说，都是另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