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从出版商再到批评圈，整个文学产业链是缺乏多样性的。白人作家统治了书评、畅销榜、文学奖和亚马逊的阅读推荐。阅读少数族裔的书、更多样化地阅读文学，十分有助于传达人类经验的普世性，并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相同点要比不同点多得多。
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里，不读白人作家写的书。我在澳大利亚长大，在那里，白人作家支配着文学世界。我的高中阅读清单上填满了“经典”作品：莎士比亚、奥斯汀、勃朗特姐妹、欧里庇得斯，和诸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T.S.艾略特此类的著名现代作家。在课后，我阅读的快乐，主要来自畅销榜上的作品，而畅销书的榜单上也填满了欧裔白人的名字：约翰·格里沙姆、彼得·凯里、希拉里·曼特尔。后来，我读到了斯里兰卡裔作家，米歇尔·德·克雷特瑟的《旅行的问题》。这本书深深地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评估我所阅读的文学。我抛弃了我原有的标准阅读习惯，以便让自己接触到新的视角。
但是非白人作家写的书，比我想象的要难找得多。大部分的资源推荐给我的，都是那些老面孔。白人作家统治了书评、畅销榜、文学奖和亚马逊的阅读推荐。在一份对《纽约时报》在2011年刊发的文章的调查中，作家和文化评论家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发现，在这些被评论的图书中，近百分之九十都是白人作家写的。在2014年的亚马逊编辑之选列出的二十位作家中，只有三位是少数族裔。
在被调查的742本被《纽约时报》评论的书中，90%都是白人作家写的。 图片来源：the rumpus
于是我不再到书店的书架上去寻找，而开始到网上寻求大家的推荐，并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写了我的计划，请求大家给我建议。我发现不少和我想法相似的人，他们在好读(Goodreads)和推特上列出了种族多样的书单。最终，我读到了许多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作者创作的，跨越多种文类（科幻、奇幻、青少年文学和小妞文学）的作品（小妞文学，“chick-lit”，主角主要是年轻的单身女性，讲述她们的生活和爱情，比如《欲望都市》、《小时代》等——编者注）。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奇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契的现代大作《美国史迹》(Americanah)，是我本来就会读的。但我怀疑，其他的大部分作品，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决定去寻找的话，我是不会看到它们的。
研究表明，我之所以很难读到少数族裔的书，是文学界和出版界里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导致的。从MFA项目（指文学系的创意写作专业）到出版商再到批评圈，这整个产业链就是缺乏多样性的。在儿童文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根据联合童书中心的调查，在2014年出版的童书中，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作者是有色人种。
另外，出版机构还会排斥或者不理会这些非白人作家书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出版社把书的封面“白人化”，然后说这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正如作家克里斯托弗·迈尔斯（Christopher Myers）指出的那样，出版商坚持认为，年轻的白人读者不会买封面上印着黑人的书，“尽管数百万音乐专辑就是以那样的包装卖出去的。”
商店也会把有非白人角色的书单独拿出来，放到“族裔文学”区。这类行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篇评论就发现，在2012年《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出现的一百二十四位作家中，只有三位是有色人种。在上周亚马逊列出的最畅销的二十本书中，只有两本是少数族裔写的。而在文学和虚构类作品的畅销作家榜单中，则只有一位不是白人。
一份调查表明出版界79%的作者为白人。 图片来源：Lee & Low Books
我在这一年里“多样的”阅读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没法获得其他国家出版的书的电子版。在我2014年的阅读清单上，有五本书是从美国的亚马逊Kindle商店里买不到的。克里希那·乌达亚桑卡（Krishna Udayasankar）的奇幻系列，《雅利安·伐尔塔编年史》(The Aryavarta Chronicles)可以从印度亚马逊商店买到电子版，但却在印度外的其他国家买不到。尽管这可能是授权条款导致的，但这也同时反映了，出版世界选择翻译和向原始国以外的世界推广的书是哪些：在美国出版的虚构类文学作品和诗歌中，只有不到1%是译作，而这不到1%的译作中，又有60%以上来自欧洲和加拿大。当然，实体书店里卖的书就更加有限了。
技术扩展了我们在文学上的选择空间，它让读者能够接触到比任何地方书店里都多得多的国际图书和更多样的作者。但如果线上书商和出版工业继续延续老习惯——选同样的书，推同样的作者——的话，那么，读者就又体会不到文学提供的丰富多样的经验了。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我们必须更多地接触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时候，这样的现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本文作者 Sunili Govinnage，她是澳大利亚自由作家、人权律师。 图片来源：abc.net.au
在一年里阅读多样的作者，使我接触到了许多新事物，比如说，安妮塔·海斯的“小妞”小说《曼哈顿梦》和《巴黎梦》（写的是两位分别到美国和法国赴任的艺术策展人的故事，她们碰巧也是澳大利亚土著）。在这些书中，我读到了棕色皮肤的少女是如何应对约会闹剧和“第一世界问题”的，这让我感到享受，并且也让我不再那么地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惭愧。
我的阅读清单除了聚焦于那些作家与众不同的文化经验外，它也告诉我，世界各地的作家其实也都在关心一些同样的普世的主题。一般说来，英语世界的有色作家们写的最著名的书，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他者化的”经验上：白人作家因写他们自己“正常的”经验而受珍视时，黑人作家则是在写奴隶制或贫困时，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限制了他们的才华，也导致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只被用来被用来强调差异并强化刻板印象。
更多样地阅读文学，十分有助于传达人类经验的普世性，展示出我们每一个人的相同点要比不同点多得多。我去年读到的最好的作品之一，是印尼作家德薇·莱斯塔里的科幻史诗《超新星：骑士，公主与陨落的星》（Supernova: The Knight, the Princess and the Falling Star），这是一部关于两个在华盛顿学习的印尼男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精彩，它证明了，技术、哲学和爱情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属。莱斯塔里的小说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以任何背景的人物为角色；她关于现代生活和关系的看法真正超越了国籍。但不幸的是，《超新星》尽管在印尼非常流行，但在很大程度上说，它依然没有进入西方书评和文学批评的视野。
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超新星》剧照 图片来源：IMDB
多样性（不足）的问题也延伸到了出版界之外。所有形式的艺术和文化——视觉艺术、音乐、表演——都需要更多样地反映它们所在的社会，否则，它们就很可能失去意义。近来，我们已经在电视和电影中看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的讨论。《丑闻》、《逍遥法外》和《实习医生格蕾》的制作人珊达·瑞姆斯就指出，眼下的潮流不是使娱乐业“多样化”，而是将它“标准化”。把有着复杂行为动机的非白人角色放进去，如实地展示同性关系，这比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传统做法能够更加诚实地反映事实。
像去年（2014年）人们发起的“我们需要多样的书”（We Need Diverse Books）那样的运动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非营利组织VIDA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出版作者的性别研究。今年的报告指出，一些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出版物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些出版物去年刊行的书评中，被评论的书的作者，有47%是女性，与2010年的38%相比，进步了9个点。
现在，我宣布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只读非白人作家写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实际上也加入了一场呼吁最低目标的变革运动：要求在人们出版、评论和阅读的书中，更多样化地呈现书目。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边缘人无法发声的时代了。相反，我们有机会来让这些人的声音被接收和放大。来自所有文化和背景的人都有可以分享的宝贵经验和普世理念，聆听这些声音，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处。
译自Sunili Govinnage, “I read books by only minority authors for a year. It showed me just how white our reading world is”原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2015年4月24日。
作者：Sunili Govinnage
翻译：王立秋
校对、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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