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泊那些年

        “能够安心在漕泊工作就是一种奉献。”这是几十年前教育局某局长对漕泊老师们的高度评价。

        的确，那些年，整个攸县就数漕泊的教师队伍不稳定：本土的千方百计求出路，外地的想方设法闹调动。

        我九三年进入中学时，漕泊本土的老师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二十几位老师，多为鸾山柏市籍。九七年九月，有幸迎来了来自网岭皇图岭的黑白双雄。

        周末学校食堂有饭吃，外乡老师除偶而要回家相亲外，基本上住学校。

        钟老俵的厨艺在攸县教育界是数一数二的，常被局领导邀去县城做酒席。他心情好的时候，做的的菜色香味俱全，样样可口。他的招牌菜——干辣椒炒肉、红烧肉、狗肉，至今让老师们怀念。

        李哥是最年轻本土教师， 儿子跟着贺老师。每个周末，李哥要风雨无阻往黄丰桥赶。有一次，李哥约我们周末去七里帮忙。早饭后，男男女女十几人步行赶到和尚岭。女同志陪贺老师带小孩，男同志进山抬树。树是暑假砍下的，剥皮后暴晒了几个月，已有七八成干了。七八个壮汉，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五六个来回轻轻松松就把树抬了回来。那次劳动，发师傅争着抬树脑子一头，贡献最大。身板单薄、香烟不离手的锐乃也表现不俗。李妈妈热情有加，除准备好了一大桌丰盛午餐外，还特地为我们煎了糖油粑粑。

        二十几年过去了，大家都记得那次的背树经历，很怀念那软软糯糯的糖油粑粑，甚至还有人大胆提议再去体验一次。

        陈老师是一个快乐的“半边户”。正常工作外，通过打打锣鼓照照像来贴补家用。在陈家坪买房之后，陈老师又承包了学校猪场。因为生意需要，陈老师买了一辆二手“南方”。这是整个学区的第一辆摩托，后来成了奀乃哥、华乃、锐乃、清乃的教练车。

        漕泊中学条件差，在全县是出了名的。都九六年了，学校连个校门围墙都没有。

        九六年下期，我负责学校的政教工作。有一天，晚就寝铃一响，我便去寝室检查学生到位情况。结果：女生全部到齐，男生仅有建云等三人。就连这三个人都钻在一个被子里玩扑克。

        我叫上住校的全体男同胞，分组找学生。奀乃哥、清乃负责学校旁边的废旧砖厂；德哥、华乃、锐乃负责学校对面的阳乃店里；我跟王保、金哥负责杨家坊老检查站……一个小时左右，住校男生全部找到。老检查站那一幕相当壮观：二十八个人三桌“拱牌”。摇曳的烛光中，是几十双血红的眼睛，几十张狰狞的面孔。

        篮球是男生的爱物。在这一群穷得只有快乐的漕泊“知青”眼中，篮球变成了他们的至爱。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漕泊中学师生的篮球水平达到了巅峰。体育课上，王保给学生们讲篮球；每天晚饭后，家树、慧鹏、慧鹊、石磊、洪威等组队向教师们挑战；学生上课了，没有辅导的老师或打半场或练习投篮至晚自习下课；周末，几个小年轻常常乘着月色光着膀子在球场上奔跑。

        在王保的带领下，全体男同胞都动起来了，连一向不怎么爱动的锐乃有时也西装革履叼着纸烟跟着大家在球场上跑起来了。

        那时，王保宿舍里是一大堆脏兮兮的篮球服和科比、石佛们的巨幅照片。出入王保宿舍的是一群高高矮矮的篮球粉丝，还有正在攸县“撕炭”偶而放假回来找人打篮球的大汗之子。

        那时，我们家的剩饭剩菜常被王保们吃得精光；胖子浓也常常跟着这些大汗淋漓的大叔们到中英或“战士”店里蹭红牛喝。

        九九年五月八日，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消息传到学校后，几位小年轻义愤填膺，主动请缨组织学生集会，严正控诉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集会上，德哥书写的白纸黑字横幅像在流泪；集会上，“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人民愤怒了”“严惩凶手，血债血还”等口号震耳欲聋。

        我敢肯定，这可能是与会学生终生难忘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课。

        在漕泊中学的那些年，这批小年轻有过“教师节泡温泉”“正月大拜年”的疯狂，也有过“专心弹吉他”“闭门练书法”“潜心备成考”的安静；有“玩扫胡”时的打情骂俏，更有成长中的喜怒哀乐。

        几十年过去了，漕泊那些年的点点滴滴，都成了基友们最最美好的回忆。

        不知二乃旧居前那棵枇杷树还在不在，那棵树的每片叶子上都盛满了小年轻们打“二角五扫胡”时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