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姐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相熟的同事，她年纪比我大1轮。初次相识，感觉她是个有亲近感的人，她主动和我攀谈，“家是哪里的”、“在哪上的大学”。她是个一眼见去就非常骨感的“瘦人”，她的眼窝有点陷，脸色接近苍白，没有半点红润，大体看来是端庄的，但总透出些莫名的怪异。她与人说起话来，总是客套的很，十句里有五六句都是称赞别人的话，使得你不得不刻意地去回敬一二。
“一看你就属于典型的顾家之人，谁找了你就捡到宝了。”
“上过大学的，就是有学问。”
“茹姐，太热情了，有事还得多帮忙。”我应付了一句。
“茹姐，领导找我，我先去一下。”我拿起桌子上的文件，疾步走出办公室。
“有空再来。”茹姐看我确实忙，就只得回办公室了。
后来，听办公室的阿伟告诉我，茹姐和老公离婚了，她有个10来岁的儿子，小时因生病患了脑偏瘫，她独自带着孩子。
“她前夫是因为孩子的原因，才和她离婚吗？”
“八成是，你想啊，谁愿意一辈子带着拖油瓶儿生活呢？”
原来是个有故事的女人，我内心里不禁有些可怜她了，谁遭遇到这种双重打击也很难吧，看不到出路的日子，该如何做呢？
后来有一次，我经过她的办公室门口，一眼瞥见，一个身穿红色卫衣的半大孩子站在茹姐屋里，孩子身高大约有1米5左右，脸色和茹姐同样的白，总是歪着头，嘴里不时吐出一些模糊的词句来，不过听不大明白。我不好意思装作看不见，就走进茹姐的办公室。
“茹姐，这是你儿子，这么大了。”
茹姐愣了一下，连忙回答道：“哦，对，阳阳，快叫叔叔！”
那个男孩斜着脸，看了我一眼，嘴蠕动了几下，停了下来，听起来好像发出的是类似“叔叔”的音节。
茹姐看了我一眼，好像有点难堪，我赶快说道：“阳阳，没关系，叔叔听到了。”
“茹姐，孩子没法上学吧？”我随口问了一句，刚出口就有点后悔了，问啥不好，这不是明摆着的嘛，哪个学校能收这样情况的孩子？
茹姐好像没大在意，说道：“可不是吗，如果上学的话，应该上初中了吧？”
然后，茹姐好像自说自话似的说了句：“孩子挺聪明的，可惜了。”
我听到这，突然不知该如何回话，只好找了个理由出去了。
有一次，我到茹姐家修电脑，又看到过阳阳一次，他一个人坐在房子的地板上，形状各异的积木摊开在地上，他嘴里仍然不停念叨着，伸手去够一个拱形的红色积木，看着他的样子，我的心里也感觉莫名的落寞。
外修厂的王姐，以前和茹姐在一个办公室。一次和王姐去公司领文件，谈起茹姐，王姐告诉我，茹姐以前不这样，她上过专科，那个年代也算高级知识分子了，后来经人介绍，嫁给电信局的一个业务员，看起来挺登对的。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个男人酗酒，喝醉了就打人，打得很惨，街坊邻居都听得到，孩子的病肯定是那个男人造成的，那个男人在孩子出了这个病后就和她离了。离婚后，茹姐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各个地方看病，看到现在，也治不好。说完，王姐还加了句“怪她命不好”，然后一阵唏嘘地离开了。
后来，我还听单位的其他人议论过茹姐的过往，茹姐是个极要强的人，孩子出了事后，没法正常上班，单位的领导想调整她的岗位，她态度很强硬，就是不交接工作，还把办公室的电脑硬盘拆下来，锁在自己的柜子里，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还有一次，厂里的一些生产物资数量对不上，不知怎么，厂里领导就怀疑上了茹姐，找她谈话。后来，我在楼道上听到茹姐在屋里哭，一边哭着，还嘶声说道：“你们太欺负人了！”伴着这哭声，楼道的窗户也共鸣似的嗡嗡作响。
之后，我调到了其他单位，和茹姐见面的时候就少了。一次，原来办公室的同事告诉我，阳阳最后还是走了，茹姐在早晨起床后，发现阳阳手脚都冰凉了，茹姐伤心极了，还为阳阳办了场葬礼。说完，同事还补了句“她也算解脱了，不用再操心了。”
我一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茹姐可能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照顾了这么十来年，心里难免会伤心。我的脑海里此时也回忆起那个脸色苍白，斜着头的文弱男孩，那身红色的卫衣，满地的积木，那些都是茹姐心头永远的念想吧！
再听说到茹姐的消息时，茹姐已经退休了，她一直和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没有再结婚，可能她对婚姻已彻底绝望了，也许她想慢慢消化这生活带给她的种种伤痛。
生活总要继续的，每天世界都在上演着各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再浮华的盛世，也终究化作一场虚无，人世间本就如此，谁又能真正解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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