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最称得上遗憾的故事，那就是没能成为一名医（学）生。
高中的时候曾经跟蒋雨琪讲：“如果不是把生命献给病人，我真的想不到别的方式能让我不害怕死亡。”
可是我已经长大了，没能实现梦想已经不至于让梅花落满南山，我开始发现表达心中的情怀已经不止有那一种方式了。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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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18天没有认真看过我爸了，在疾控中心工作的他从腊月二十七就开始基本驻扎在单位了。中午不回家，晚上回家扒拉两口饭再赶回去工作，凌晨回来睡觉早上又走。同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妈妈的下班时间也越来越晚。
他们的辛劳，让我觉得自己每天在家做饭保障后勤的工作也充满了成就感。想跟爸爸去疾控中心工作，可是我并不懂专业技术，一眼望不到头的疫期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吃得消。如果不能帮忙的话，至少不能让自己成为又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病人吧，我想。
我们三个，只在每天晚饭的匆匆十几分钟里拥有片刻可触摸的亲情。期间，他们大多严肃地谈论着疫情进展。而我大多数时候，只能认真地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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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非典，08年地震，2020的新冠。我的感受不同，而我的父母，几乎都是同样的奔赴姿态。
生在这样的家庭，此时的好处，是我可以更加理智地看待灾祸。
跟灾难同样可怕的是谣言带来的盲目恐慌。
从前我无比厌恶“维稳”这个词语，可现在我明白总有一些比我能想到的更重要的东西需要被守护。
我开始理解那些对外来的武汉人恶言相向的当地人，我也开始理解那些即便背负骂名也想方设法想离开疫区的当地人；
我开始理解那些吃野味者的猎奇心理，也开始理解，当不严格居家隔离的重点观察对象被确诊后，气急败坏去刨其家祖坟的村民；
我开始理解为李文亮医生鸣不平的呼喊，也开始理解最初判他造谣、将他拘禁的定罪；
我开始理解质问武汉为何不早点封城的声音，也悄然看见那些打着人权旗号、在暗处瞄准中国伺机伏动的反动分子的身影；
我开始理解08年地震期间，最脆弱的时候，也是谣言侵入最容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蛮人进村打砸抢烧”的谣言到底出自哪里，但所有人都拿着锄头当武器，站在村口向着并没有来者的前方，绝望地想要决一死战。
就连大部分造谣者，恐怕初心也不是真的就喜欢动乱。
我开始理解很多正向的和所谓反向的行为，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人真的面目可憎。
只是不确切的信息，利用时间差恶意赚取了不知情者的同情心。
只是无法宣泄的恐惧啊，对外，全都变成攻击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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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可以做到更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的。
疫情可能明天就到达向好的转折点，也可能，解禁的日子仍旧遥遥无期。爸爸妈妈给我的力量，是让我不会盲目恐慌，也不会盲目乐观。
尽人事，尽人事，尽人事，听天命。
地震要求我们离开房屋，外搭帐篷，户户相伴。现在要求我们，足不出户，减少聚集，自我隔离。所以前几天四川又地震的时候我觉得很搞笑，灾难的出场方式自相矛盾。不过这当然不会对它造成什么面子上的困扰，它的目的从来都只是困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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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国”这件事上，我不算一个符合大众标准的热血青年。“国家”这个词恢弘得让我不敢碰，生活中突然高涨的爱国热情也常常令我害怕不已。
但是我当然不认为自己有毛病，毕竟我觉得对生长之地的归属和责任感是本能，天天去讲去说去反复才是真的有毛病。
不过在这种时候，我往往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听国家的话。
20年的时间，三场相关事件。“了解国家的历史，了解她的成绩，了解她的错误。你对她的爱会更成熟，会不一样。”历史老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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