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尾声
终于把杨渡的《一百年漂泊》看完了，感动或写的好的地方要直接贴下来，供以后回味：
“多年以后回想，我才真正了解，政治上“解严”开放、两岸开放、民主改革、蓝绿争执只是一种表象，一九九〇年代台湾的真正关键是要“做自己”，那是一个寻求“自我认同”的开始。
那不只是政治的诉求，更像是一种内在的召唤，一种解开悲哀、想当家做主的自我意识的萌芽。那是一种“主体性”的追寻。”
“然而，当时一起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的大陆学者朋友却对此说颇不认同，认为这种说法，会给当权者反对实施民主的借口。他们的理由总是：人民素质不够，所以不能实施民主。但如果永远不实施民主，怎么可能提升人民的民主素质。而我认为，素质的提升是需要时间培养的。人的思想与文化，不可能因为有了选举，就一步到位，有民主选举，不一定就有了民主精神。而包容精神，更是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真正的难中之难。”
“我曾许诺自己要流浪，到世界的尽头；我曾希望，摆脱这小小的格局，去无限的天地开拓。而现在我明白了，即使再怎么想摆脱家族的纠缠，想摆脱父母的羁绊，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但这个孩子，宣告了我的生命，无论怎么想远离，终究是这一条命运之线、血缘之脉的延续，我是其中的一个，勇敢承续，再也无法脱离。
我坐在早晨的阳光中，知道了生命的局限和无限，知道生命的渺小和绵延。
在这无垠的宇宙中，一个人，一个肉身，一个小点，一条血脉，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最终，只是这生命的无限绵延。”
“二〇一二年，父亲几度病危，我眼见他进出医院、插管拔管，有如徘徊在冥河边的尤里西斯，不禁想到六祖慧能在《金刚经口诀》中说的“颠倒迷错，流浪生死”，”
“日据时期是被统治者的悲哀无奈、任人支使流浪；光复后是茫然无序、政权转变的恐惧无依；一九五〇年代的土地改革与白色恐怖；一九六〇年代的农村困顿、生存艰辛；一九七〇年代的加工出口工业化与急剧的社会变迁，乡土文学的兴起，本土意识的觉醒；一九八〇年代的社会运动与转型过程的社会冲突；一九九〇年代的民主改革与本土化的冲击，以及两岸开放所带来的世界观的开展；二〇〇〇年之后的政权轮替与族群冲突。回顾这整个过程，一百年的家族历史竟和台湾史浑然结合起来，每一个阶段的轨迹，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此鲜活，如此清晰，如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然而，我深知自己想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这个过程，欧洲国家是以四百多年的长时间跨度，始逐步完成社会之转型。但在台湾，却是以四十年时间，就加以完成。我称之为“十倍速发展”。由于速度之极度扭曲，人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扭绞压挤，人们无法立即适应，遂产生各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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