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上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这一说法，但从存活时间上来看，宋朝（包括北宋、南宋）比唐、元、明、清都要长，总共三百二十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弱宋”。
为了彻底根除唐末、五代十国发生的分裂局面，“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施行了三项措施，分别是整顿禁军、削夺藩镇及文人政治。
禁军是皇帝的卫队，也是宋帝国最精锐的部队。我们熟知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是因为当时的禁军由石守信、高怀德等将领分别掌管，太祖觉得这样不大保险，遂改授他们为节度使，由其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统领禁军。太祖初年禁军人数不过二十万人，且此时的战斗力较高，至仁宗时已增至八十二万，后期总数更是常年维持在一百四十万左右，其中拱卫首都汴京的就达八十万。所以小说《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人数越多管理起来的难度也就越大，加之训练不足，所以士兵普遍素质甚劣、缺乏战斗力。
此前镇守一方官吏的权力也在不断缩减，国家明令不允许一方长官长期盘踞一地，必须定期有所变动。形同于现在省委书记的岗位调动，不可能出现一个省委书记始终在一个地方任职的情况，目的很明显，防止其过多的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以生异心。所收的赋税在保证本州基本供给外，多余的一律交运京师。
这些措施与宋初的国情是相适应的，如此“强干弱枝”的做法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确实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但统兵将领由没有实战经验的文人来担任，必定在对外的战事上产生败多胜少的状况。且有勇有谋的将领遭猜忌，才调平庸的却不足制敌。这个漏洞在日后对辽、对金的作战中充分体现出来。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指中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个州）这片失地对宋朝东北部的国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为敌人可以随时从此处进攻，冲入内地，直接威胁宋的首都。太祖对此也早有准备，积极囤粮积财以备日后收复失地时用。
宋灭北汉后，继承太祖皇位的太宗延续了太祖的意愿，欲乘胜恢复燕云，于是兴兵伐辽。但因未能出兵幽州北面配合牵制辽军，且对幽州城防力量估计不足，虽全面攻城亦无所收获，最终被辽大将耶律休哥所败，太宗身中流矢，乘驴车逃遁。
过后，辽景宗死去，子圣宗即位，因其幼弱宋决定再度伐辽。分三路挺进，初时均告捷，但因以客犯主，无法充分利用地形优势，且缺乏在大平原上与骑兵作战经验，对武将的兵权不仅授权不够，还多有疑忌，所以又被耶律休哥大败。先前收复的失地复陷于辽，名将杨业亦阵亡，但其忠勇的事迹日后经渲染使得杨家将的故事妇孺皆知。此役后，宋国势大挫，由此至宋亡再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北伐。
太宗死后，子恒即位，是为真宗。不久辽圣宗奉萧太后之命大举侵宋，很快就抵达了澶渊。此地距宋首都开封仅三百里，朝野震动，纷纷建议迁都，惟宰相寇准、毕士安主张真宗亲征，但因其并无作战的决心，仍随时寻机求和，当辽一大将阵亡后，辽军的士气亦颇受影响，所以双方得以坐下来商量议和的事情，结果是宋答应每年给辽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辽主呼真宗为兄，这就是 “澶渊之盟”。这次和议使得宋辽双方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虽然宋的损失并不大，但却是有宋以来空前未有的对外屈辱。
连年对外战争的失利，造成内部经济危机日益加深，财政入不敷出。政府最庞大的支出有三项，即岁币、军费和官俸，尤以后两项浪费最大，原因就要归结于冗兵和冗吏。据宋人的统计，英宗时的军费约占中央政府全部岁入的六分之五。外困于敌国，内困于兵财，逼得宋室不得不进行变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庆历变政和王安石变法。
庆历变法的发起者是范仲淹，名言就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向宋仁宗提出十项改革重点，称为“十事疏”。内容分为三项，一是澄清吏治，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二是富民强兵，包括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是厉行法治，包括推恩信和重命令。
十项措施五项是有关整顿吏治的，由此可看出重点所在。别的内容都还好理解，明黜陟和抑侥幸这两条似乎不大好懂，而这两点也正是重中之重。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原来的规定是不论贤与否，只要资历够了就可晋升，这显示是不对的；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严禁大官的恩荫特权，杜绝“公子哥”风气，防止不学无术的人充任要职。
先不作点评，直接说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本人极有文采，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在基层任职多年，使他对宋朝社会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但他向来不修边幅、个性孤傲，所以显得不通人情世故，故有人戏称他为“拗相公”。变法的要点有三，开辟财源、整顿军队、推广教育。此次改革重在增加政府收入，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三个增收方法。
均输法，即平均的输入、输出，通过调节物资供需关系、平抑物价以打击富商大贾进行投机活动，并让政府掌握重要的商品流通权；市易法是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防止大商人对市场的有效控制，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青苗法的具体做法是每年夏秋两季，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
庆历变政和王安石变法的相同点都是为了缓解社会危机，维护封建统治。但同样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受政府优特多年，都愿意安于现状以保持既得权益，变法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因而只能群起反对。
不同的是前者重在整顿吏治，后者重在富民强国。虽然两次改革都不算成功，但后者的作用和影响力都较大，起码在初期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后因执行者渐渐乐于中饱私囊，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且变法的内容本身也并非绝对周密，所以最终失败。失败固然遗憾，但更可悲的是变法引发了朋党之争。
实施变法的王安石是“新党”的头目，反对亲法的士大夫则组织了“旧党”，其中有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初期两党只是解决方法不同，但出发点都是源于满腔的爱国之心，但长期的争辩、对峙使得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一方上台执政后就对另一方发动疯狂的打击报复。
内外皆受困，政局发生动荡是早晚的事，到了徽宗年间终于爆发，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终酿悲剧。
宋徽宗赵佶艺术天分极高，是中国史上一流的书画家，但在政治方面却相当无能。他好花石，每年都要动用大量船只从两浙采办，官吏乘机为非作歹，因而盗贼四起，影响比较大的是方腊的起义（小说《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招安后，对外用兵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征讨方腊），虽然过后得已平叛，但国势日益衰落。
此时的辽国因崇信佛教，社会生产力大幅下降，本来民风强悍的契丹族也日趋消沉，加之君主的昏乱荒淫，政事一塌糊涂。在宋辽不断衰败之际，女真族迅速崛起，并于1115年（微宗政和五年）建金国，完颜阿骨打称帝，是为金太祖。
金在对辽的战事中屡屡获胜，宋朝任宰相的蔡京便怂恿徽宗联金攻辽。蔡京其人挥金如土，将累朝积蓄的财富挥霍殆尽，是个佞臣。他与金人约定，金帮宋收复失地，宋把原来输辽的岁币转输给金。金人不傻，攻下城池后将财富全部带走，给宋留下的只是几座空城。这期间宋也曾两度对辽出兵，但皆大败而回。
有鉴于此，所以金对宋这位“盟友”的实力一清二楚，假借帮助宋重归故土的名义兵分两路大举侵宋，很快就将首都开封团团围住，惶恐中的徽宗一边立即传位于太子恒（是为钦宗），一边不得已与金议和。在赔偿了大量金银财富金北还，但不久又率兵来犯，攻下京城后立张邦昌为楚帝，劫走徽钦二帝以及皇后、太子、亲王、妃嫔、宗戚及诸臣三千余人北去，把他们都充作奴婢，并将皇室财富洗劫一空，这场悲剧因发生在靖康年间，遂史称“靖康之难”，是民族的千古奇耻。国破家亡，皇帝被劫，其惨状与亡国无异。
金人北去后，张邦昌自动退位，宋室的康王于南京即位，是为高宗。金人得知后又遣军分道侵宋，高宗一路逃亡，无路可退后竟逃入海中，金人在北方立一傀儡皇帝，而该帝还颇有一统南北的“野心”，几次遣将南伐，多亏两员赫赫有名的宋将出现才阻止了此事的发生。
这二位是谁呢，且待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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