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〇六：去病之药或致新病

《传习录》一〇六：去病之药或致新病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薛侃经常动不动就悔悟。

阳明先生说：“悔悟是去除毛病的良药，然而以能真正改正毛病为贵。如果悔悟仅停留在心中念动这个层面上，则会因这个药而又生出新的毛病来。”

薛侃在王阳明的弟子之中，在自我反思方面是个高手，这个人有自我悔悟的意识，有经常自觉反思、悔悟的习惯，《传习录·上》是王阳明四个弟子所录的阳明言行录，薛侃便是这四个弟子之一。

《论语·为政》中，孔子曾经对学干禄的子张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意思是说，为政做事时，要多听，吃不准的话要放在一旁不急着说，其他有把握的话，也要谨慎地说，这样在说话上的过失就会少很多；要多看，把令自己惴惴不安的事情先放在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事情，也要谨慎地处理，这样在办事上就可以避免后悔。说话少过失，办事少后悔，从政者的福禄就在这个道理之中。

一句话，为政做事要想“寡尤”“寡悔”，关键在“慎言”“慎行”。

薛侃这个人动不动就悔悟，根本在“慎言”“慎行”上做得还不够。尽管这个人有善于反思、悔悟的优点，却不肯在“慎言”“慎行”上下切实改正的功夫。每一次总是在事后才意识到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

孔子讲得十分明白。要想治“多悔”的病，达到“寡尤”“寡悔”的效果，必须要“慎言”“慎行”。“多”的毛病必须靠“少”来治，不断地悔悟是没有实际效果的。

从王阳明的角度讲，“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没有“慎言”“慎行”实际行动层面的改变，还是因为对“寡尤”“寡悔”知得不够真切。说句不客气的话，断掉他几个月的“俸禄”——主要经济来源，可能效果就出来了。

没有人不懂得“慎言”“慎行”的道理，却少有人真正做到“慎言”“慎行”，说到底还是付出的代价太小，交的“学费”太少。

在这里，王阳明还有一点提示：去病之药倘不去病，不能起到治病的效果，一定会成为导致新病的病因。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小，交的“学费”太少，总是用最小的成本“悔悟”来应付没有“慎言”“慎行”造成的后果，最后的结果便是把“悔悟”当成家常便饭，形成“多悔”的新毛病。

王阳明讲“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知行本是一体的，一个道理之所以看起来知了，却达不到行的效果，根本还是没有切肤之痛，知得不够真切笃实。同样的道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做过了还浑浑噩噩、茫然无知，根本是行时用心不够，未能做到明觉精察。

去病之药倘不去病，久服必成新病之因。为学者修身时，不可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