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咨询实践看中国母女关系

我们和国际心理治疗学院（IPI）联合发起了的《中国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期刊第三卷（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Volume 3 ）, 英文版由美国凤凰出版社（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于2020年在海外发行出版，简单心理是该杂志的中文版发起者，拥有独家授权。

    我们和国际心理治疗学院（IPI）联合发起了的《中国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期刊第三卷（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Volume 3 ）, 英文版由美国凤凰出版社（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于2020年在海外发行出版，简单心理是该杂志的中文版发起者，拥有独家授权。

------以下是徐建琴老师论文翻译中文字稿------

再读克莱茵之《关于“奥瑞斯忒亚”的一些省思》

——从心理咨询实践看中国母女关系

徐建琴

摘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母女关系的演化史，讲述了四代女性的母职特征，这四代母亲分别是：“缠足母亲”，“解放后的母亲”，和“改革开放后的母亲”以及“独生女母亲”。本文试图用克莱茵的母婴关系理论，特别是她所著的《关于“奥瑞斯忒亚”的一些省思》的观点，理解不同时代的母亲对女儿的养育方式可能带来的影响，探讨中国母女关系与整体中国文化发展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母女关系，母性，奥瑞斯提亚，梅兰妮·克莱恩，缠足，妇女解放，独生子女政策

当代中国，寻求心理治疗的女性多于男性(76.14% 比 23.86%)，中国治疗师面对的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71.69%)是情感和关系问题(简单心理, 2018)，当治疗一个女性病人的亲密问题时，治疗师不可避免地要思考这个女人和她母亲的关系。成年期亲密关系模式基于生命之初与母亲建立的早期关系。梅莱尼·克莱因，作为一名成人和儿童分析师，她在多年的工作中不断进步，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论文不断完善，回顾她对母子关系的深刻研究无疑有利。“对奥瑞斯提亚的解读”这篇文章启发了我对中国母女关系的研究。

回顾克莱因的解读

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他们学科的贡献与其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们不断地自我剖析使得已有观念和新观念得到进一步修正。谈到克莱恩，她的传记作者总结道，“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女性本人很好地诠释了她的作品”

克莱恩的童年和成年都受到了命运的沉重打击，她四岁时失去了姐姐，十八岁时失去了父亲，二十岁时失去

时失去哥哥。1903年，21岁的她放弃了学医的梦想，结婚了，并在25岁之前生下了两个孩子——1904年生下梅丽塔，1907年生下汉斯。在这桩不幸的婚姻中，梅莱尼好几年郁郁不乐，二十七岁时住进了一家疗养院。由于对自己的情绪困扰感兴趣，克莱恩开始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并最终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

克莱恩作为母亲照顾她的婴儿和学龄前儿童，早期患了抑郁症。抑郁的母亲可能会觉得生活成了一种负担，而孩子的出生可能会加深这种负担感。而早期母爱缺失，孩子们产生了仇恨。克莱恩与自己情绪问题的斗争使得满足婴儿需求的压力增加，从而影响了孩子在这个关键阶段的发展。

这篇文章特别关注克莱因和她女儿梅丽塔的关系，以及母亲的情绪状态对女儿成长的影响。作为一个母亲，她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感到苦恼，并通过心理分析学家的视角来分析，克莱恩对母亲与婴儿之间的爱与恨有了深刻的见解。梅丽塔对她的母亲有很深的认同感，在她成年后也成为了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但灾难发生后，她与母亲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克莱恩52岁的时候，她的儿子从悬崖跌落就此失去儿子。当这件事发生时，梅丽塔指责她的母亲，小时候他们只是她分析的对象。从那以后，她恨她的母亲，甚至在克莱恩78岁去世时，女儿拒绝参加她的葬礼。

克莱恩78岁写下“奥利斯提亚”，而她和自己唯一幸存的孩子关系并不好。也许这正是她被奥利斯提亚对他父母的爱和恨所感动的缘故。在这篇文章中，克莱因回顾了她早年建立的理论假设，做出详细的解释。克莱因研究了婴儿对其主要照顾者（母亲）的早期幻想，并受到启发，将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生延续到婴儿期。与此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在三到五岁时才发生(弗洛伊德, 1924d)。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假定男孩对父亲的权力感到嫉妒，希望比父亲更好，象征性地想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从而获得父亲的地位，赢得母亲的关注和爱。克莱恩把婴儿的兴趣放在了母亲身上。她认为：

每个孩子有时都有些嫉妒，想要拥有母亲的属性和能力，然后是父亲的。嫉妒主要是针对母亲的乳房和她能生产的食物，实际上是针对她的创造性(克莱因, 1963, 280页)

所以婴儿对父母戏剧性的爱与恨从一开始就被搬上了舞台。克莱恩继续说道:

即使是和母亲关系亲密的孩子，也会不知不觉地害怕被母亲吞噬、撕碎和毁灭。这些焦虑，尽管随着对现实感的增强而有所改变，但会或多或少地贯穿整个幼儿时期(克莱因, 1963, 277页)。

克莱恩在欧洲研究的母子关系的发现也适用在中国。重点会关注儿子。

在中国童话故事和古典文学中，有许多关于父子关系的描写。张天布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中国父子关系的九种模式(张天布, 2009)。曹(2018)也做了总结。关于母子关系的描写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比如岳母刺字，孟母三迁，还有耳熟能详的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也有很多关于恶毒婆婆看不惯儿媳，儿子难以解决婆媳冲突，最终离婚收场。关于父女关系，最著名的故事是木兰替父从军。但很少有故事是关于母女关系的。在有名的爱情故事“牛郎织女”（中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王母，代表封建主义和父母权威的形象出现，传达了父亲的意志，破坏了女儿的爱情。然而，母女关系并非要点，相反，年轻人的爱，对自由、自治的渴望才是重点。

为什么中国关于母女关系的神话和传说如此之少? 也许这与中国人重男的观念有关。他们为有个儿子而感到骄傲，觉得养育女儿不值得。这种偏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公元前200年之前的儒家经典《周礼》，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从那时起，重男轻女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由此我开始追溯文化态度转变对教育的影响，确定关注四代母亲和女儿的内部世界。

文化对四代母亲和女儿的影响

1.缠足一代

周的文化设定掀起了女童裹脚的文化习俗（见图1），这种文化要求母亲绑住女儿的脚，母亲被迫成为女儿的“凶手”。自身无法改变制度，母亲看着女儿日复一日地受苦，用孤立的心理防御机制否认自己每日受痛苦煎熬；重建自己的信念，“认为这对女孩有好处；小脚有福”。 当母亲负责裹脚时，父亲和哥哥旁观，爱莫能助，对女孩的哭声充耳不闻。这一习俗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成为笼罩在中国妇女头上的乌云。克莱因认为:在早期，即使母亲关怀备至，女儿也会有被害的焦虑，婴儿情感生活的一部分是关于这个可怕的人。首先，它们代表了母亲可怕的一面，邪恶的一面威胁着婴儿，而在仇恨和愤怒的状态下，这些邪恶直指他的原始对象(克莱因, 1963, 276页)。

但如果母亲真的被害了呢? 在那些遭遇痛苦而痛哭的小女孩眼里，母亲实际上也是 “迫害的对象”。在裹足文化中，母亲是被害者这样的幻想被强化到一个病态的水平。与此同时，一个母亲投射在她小女儿身上的女人的形象，是一个软弱的、多余的自我，就像她自己在童年时，同样无人顾暇，不得不忍受缠足的痛苦。这样的母女关系怎么可能好呢?

克莱因认为，从出生起，我们所有的本能冲动和情感体验都以幻想的形式成为心理表征，这些幻想影响着我们不断发展的内在生活，也就是我们的内在世界，也影响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莱马, 2016, 41页)。

那么在女儿的心理表征中，“裹脚的母亲”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人，不仅是裹小脚的人，还是裹小脚的人的母亲，她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缠足使她的女儿处于同样卑微的位置，只能依赖一为男性发现脚的吸引力。而母亲更愿有一个儿子可以依靠，把她从卑微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儿子“救母亲”的情节在我们的童话故事中反复出现，比如在《白蛇传》中，许仕林拜雷锋塔救母；亦或在《宝莲灯》中，沉香劈山救母。即使这些故事中的女性比一般的女性坚强，但仍然依靠儿子来拯救自己。这些传统故事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中国母亲来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拯救自己。

文学作品将儿子的形象理想化，而母亲在女儿心中是软弱的，也在遭遇被害，因此母亲的心理表征无法让人满意。

2.解放后的母亲一代

第二代母亲是在1949年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兴起的（见图2）。简称为“解放后母亲”

“解放”和“革命”是这一代女性的主题。新时代下，她们有着坚强的臂膀，立志成为“能顶半边天的妇女”，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工作，赚钱养家，不会惧怕和丈夫发生争执。她们掌管着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是丈夫和孩子的脊梁。与此同时，这些母亲们改变了养育女儿的方式，这与缠足相比是一种解放，但也带来了其他问题。

这些母亲过于关注自己的社会工作，忽视了母亲的职责，对孩子的陪伴和付出不够。那时母亲和女儿的关系并不亲密，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因为这种疏远是“整个现代中国文化的产物，比如妇女解放运动(李孟潮, 2018)。诚然，这一普遍印象并不适用于所有妇女。然而，那时的社会鼓励家务社会化和妇女生产力的全面解放，许多妇女承受力社会变革带来的后果。(如图2所示，一位中国妇女把孩子交给幼儿园的保育员照看，自己投身工作)，然而，这一代的女性普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的工作地位相对较低。他们只能在家里当一

把手。

她们穿着灰色或军绿色的衣服，掩盖了女人的性别特征。或者说她们回避女性气质。所有的美容活动，如烫发、美甲、化妆都遭到强烈反对。这一代的母亲在喊着“性别平等”的口号的同时，不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

母亲还会抑制女儿对异性的兴趣，阻止女儿成为“欲望对象”。她们采取“不让早恋”的策略，压制甚至扼杀了女儿对男孩的兴趣。她们传达的观念就是：不去拥有，你就不会被男人伤害。”

这些母亲鼓励女儿努力学习，勇敢地与男性竞争，想让自己的女儿变得强大。她们尽力强化自己的女儿，迫使她们比男性更好，不需要依靠男性。

我想到了格林童话中《小红帽》的故事，一天，妈妈让小女孩去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并警告她不要走得离大路太远。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一只狼，狼欺骗小红帽，让她以为他是她的祖母，然后把她吞了。最后，受到惊吓的小红帽用剪刀把狼的肚子剪开，救了自己。

这一代从千年裹脚阴影中走出来的母亲，即使她们能够登上高山，拿起镰刀斧头，成为掌权者，但仍然是内心充满恐惧的小女孩。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男权社会，但是不知道如何与男性和谐相处。男性于她们而言，是陌生且难以取悦的，就像可能吃掉小女孩的狼一样危险。对小女孩来说，威胁来自强壮的成年男性，纵观过去，这些男性有的是谋杀犯和强奸犯。

这是母亲在内心世界里的幻想，然后把它传给女儿：“不要展现你的女性美，不要吸引男性，保持冷淡，男性就无法伤害你”。 这些母亲的座右铭是:“女人应该努力变得坚强，拯救自己!” 这一代女性在心理上仍然生活在旧时代，秉承着几千年来束缚女性的严格的贞节观念。不过，至少女儿从母亲身上看到了吃苦耐劳、发挥她们作为工人的潜力和决心。

3. 改革开放后的母亲

约瑟夫·伯格（2010）的动机系统理论认为由不安全依恋模式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女儿也会感到不安全：

对于恋母情结不牢固的儿童来说，爱会与恐惧、愤怒以及厌恶系统的防御性表现相竞争，但往往会丢失爱。

除了不安全的依恋模式，有问题的养育方式也阻碍或损害了孩子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

约瑟夫·伯格（2010）强调了五种障碍：

除了暴力，虐待，有四种来源可以防止或损害儿童或成人双方或三方的爱恋关系:占有欲，嫉妒，以权力和控制为目的的剥削，对外貌的自恋创伤(p. 480)。

虐待

小时候被打骂过的母亲常抱怨:“我女儿所受的苦，还不及我童年所受的一半，现在的孩子太夸张了!”这可能是真的，但不应该成为虐待行为的借口。

控制和占有

这一代母亲面临的新挑战是，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母亲对独生子女表现出过度担忧和焦虑，尤其是这个孩子还是女儿。伯格认为这样的担忧最会演变成了控制欲。

嫉妒

在诊疗室看到的女性患者反复提到她们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的嫉妒，女儿和父亲一起在地上玩耍，骑在爸爸的肩上，妈妈就会表现出敌意和嫉妒。随着女儿长大，现代女性可以享受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高度自由，这两者都足以让母亲再次嫉妒。

出于个人需要或家庭地位，孩子的价值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女性和母亲的意义是不同的。在“女性”身份中，性欲望或相关需求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必须被无限地压制；而在“母亲”身份中，自私和占有欲则被无限地容忍。一切以母爱名义的所作所为都应被理解和原谅。母亲给女儿施加压力，要求工作成功，婚姻体面，让她们对母亲来说更有价值，特别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背景下，她们只有一个孩子可以依靠。

自恋创伤

对女生外貌恶意评论会造成自恋创伤，母亲对女儿的外表进行贬损后她们会变得非常自卑。他们表面上追求爱情，却很难找到真爱，她们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4.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母亲

从本世纪初开始(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代的母亲阅读各种自助书籍和专业书籍，收集各种育儿理念，积极参与母亲教育，因为她们不愿采取之前母亲的育儿方式。正是这些焦虑的母亲使中国人对心理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非常新兴的科学。温尼科特的儿科学和儿童咨询，蒙特梭利的幼儿教育思想不断地被引进中国。然而，新一代的母亲，即使非常热情，愿意反思她们的行为，但挑战依然存在。例如，之前女儿被母亲照顾和控制，当她们成为母亲后必须做出一系列的心理调整，现在必须成为养育者。此外，现代女性期待更大程度的亲密，无形中增加了挑战。这些母亲经常处于冲突中。例如，当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们没有被倾听，但是她们已经知道倾听孩子的声音很重要。她们没有被无条件地接受，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她们的孩子。她们是在评判的氛围中长大的，但现在不需要评判。许多女性，努力按照书本上的推荐方式抚养孩子，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实现这些目标。这些矛盾带来了冲突，迫使她们有些人需要接受治疗。有幸与他们交谈，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母女关系的明显影响。

反思

追踪中国四代母亲-女儿关系的演变，发现母亲这个角色不仅是一个母亲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有家庭如何看待母亲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做一个好母亲是女性一代又一代奋斗的人生使命。然而，成为一个好母亲的主观愿望再强烈都是不够的。在接受了自己的童年和文化偏见之后，母亲的心理健康是决定母女关系质量的因素。

有女儿(现在不止一个)的母亲可以充分考虑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如何理解‘女性气质’?”这种对待女性和女性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母亲如何穿着、看待和对待女儿。

“你和男性相处得怎么样?”当一个母亲能够与男性相处并享受亲密关系时，女儿就像有了一座灯塔，照亮了她怎么做一个女性的道路。

阅读克莱恩关于母婴关系的观点，思考她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使我对反思中国母女关系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兴趣，不知不觉中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我期待在这个成就满满的领域中，社会精神分析能取得更多进展。

致谢

我要向帮助准备本文出版的吉尔·沙夫表示衷心的感谢。

重读克莱因的“对奥瑞斯提亚的解读”

——关于中国女性四代的母女关系发展

Jill Savege Scharff

我们发现传统精神分析学家会把生活经验和他们发展的概念、临床方法联系起来，比如：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费尔贝恩等。一般倾向于认为分析师的理论贡献和各自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徐建琴总结了梅兰妮·克莱茵生活中的关键节点，目的是为了说明她对婴儿内心理结构发展的看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看到克莱恩是一个悲伤的女孩，一个抑郁的年轻女性，有一段不幸的婚姻，抚育两个年幼的孩子，以及一个即将死去的78岁的妇女，还被自己的女儿梅丽塔抛弃，若不是因为克莱恩的儿子—梅丽塔的弟弟的死亡，双方沉浸在悲痛中，在发生争执前，梅丽塔和克莱恩的关系很好。克莱恩敏感地觉察到幻想可能作为人类发展的驱动力，她承认她内心本能的爱和强烈的嫉妒，以及她的俄狄浦斯情结出现在一岁之前。

在克莱因1963年发表的关于奥瑞斯提亚的论文中，许提到即使拥有好母亲，婴儿也会有被吞噬和毁灭的恐惧，这种恐惧会持续整个幼儿时期，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子关系变得足够好，这种恐惧才会逐渐被改变。克莱因之前提到和梅丽塔关系的紧张，是为了提醒我们看到婴儿到母亲之间发生戏剧性的爱与恨，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考虑母女关系的变幻，在中国更是必须。

我对徐选择《奥瑞斯提亚》作为克莱因观点的主要陈述感到困惑，当然，在最后论文上看到了区别，但所引用的章节并没有增加我对克莱恩观点的理解。作为一名精神分析教师，我觉得这篇文章有些深奥，通篇充斥着文学类比。我觉得它不如克莱恩的临床和理论论文有用。此外，克莱因感兴趣的主要人物是俄瑞斯忒斯，他不是女儿，而是一个与母亲有巨大冲突的儿子。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就像文化本身一样)关注的就是儿子，因此几乎没有关于母亲和女儿的故事。如同中国故事一样，奥瑞斯提亚的第三部戏剧集中在儿子俄瑞斯忒斯身上，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而女儿伊莱克特拉。她像梅丽塔一样对母亲充满敌意，母亲杀了自己的丈夫，伊莱克特拉的父亲，阿伽门农，因为丈夫牺牲了他们的另一个女儿伊菲革涅亚。在阿伽门农离开家人的十年，伊莱克特拉愤怒地离开，因为她没有得到恋母情结的回应。克莱因告诉我们，奥瑞斯忒斯同情“被忽视的、不幸的、悲伤的”伊莱克特拉，她可能影响到他杀死自己母亲的想法，为了报复母亲杀害了他们理想的父亲。克莱因继续谈到伊莱克特拉的恋母情结冲突:

伊莱克特拉憎恨母亲的主要是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爱，而她渴望得到母亲爱的愿望落空了。伊莱克特拉对母亲的仇恨，虽然因阿伽门农的被杀而加剧，其中也包含了女儿与母亲的对抗，重点在于她的性欲没有得到父亲的满足(Klein, 1963, p. 284)。

然而，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了许的注意，并激发她写下论文，但我怀疑，如果没有克莱恩与梅丽塔之间的叙述，这篇论文就不会引起许的注意。不管怎么说，徐的论文还是很有启发性的，讲述了中国四代人的母女关系。文章表达了受到文化束缚的母亲的同情，她们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女儿也在自己的养育中承受着苦难，苦难在代际之间继承。虽然自己在童年时没有得到同理心的现代女性，她们也想给自己的孩子应有的同理心。

根据克莱恩的观点，一个被过度的死亡本能焦虑所困扰的女婴，往往会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她的母亲身上，因此发展出母亲迫害的心理图像，然后不断地细化图像，认同它。徐关注当母亲用痛苦的缠足方式迫害女儿时，作为被害对象的这种幻想会有什么作用。但是幼儿被害的对象不能被足够好的关系的现实所改变，因为痛苦一直持续，甚至贯穿整个成年期。我赞成徐对那个时代的母亲“不仅是裹脚的人，而且自己也裹脚”的认识，确实是一个遭受苦难的女人，那时，由于太软弱而无法反抗制度，让自己的女儿也承受这种痛苦，从而给了她的女儿一个无助，顺从的形象。我知道，当女人小心翼翼地走路时，她的小脚被高度评价为女性美的象征。这也是一种束缚她的方法，让她不能远走高飞。

再来看看解放后的母亲们，她们从小就被培养成顺从的人，但突然间却被赋予了在工作中撑起半边天的自由，徐提供了一张海报，上面展示了其中一位女性将孩子放置育儿所，自己却投身工作。当我看着海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内心矛盾的写照，承担起工作的重担，却把她想要抚养孩子的那部分抛在脑后。徐告诉我们，他们抑制了对美和性欲的兴趣，这让我很困惑，据我所知，解放应该包括鼓励女性认识到性不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快乐。从徐联想到《小红帽》中的狼，我开始想到女孩的被害幻想不是投射在哺乳的母亲身上，而是投射在掠夺的男性身上。

徐指出，新时代的解放留下了不安全的依恋，此外，在下一代，母亲只能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成为了她追求成功和繁荣的目标，也成了她反复虐待、焦虑和控制的对象。女儿更大自由地接受教育和结婚可能会实现母亲富裕的梦想，但也会让她嫉妒，并面临被遗弃的风险，她自己的原则与她女儿的思想相悖或相冲突。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子比女儿更受重视。这些女儿们不得不为获得认可而斗争。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女儿最终也成为了母亲。为了在教育上取得成功，他们寻求新的知识，包括人类发展心理学的知识。他们寻找能促进健康发展的育儿新思路，因此与母亲的育儿方式发生冲突，节俭还是消费，共同居住还是独立生活，惩罚还是非暴力的警告，批判还是接纳，管教还是自由。当已婚的职业女性从女儿成为母亲后，她经常依赖母亲或婆婆照顾孩子，但随后又担心孩子会受到像她自己童年那样严厉的对待。由于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母亲控制着独生子女对教育和工作收入的分配，这样孩子长大后就能赡养老一代以及自己的家庭。

与此同时，女儿自身是一个母亲，需要为她的母亲和婆婆的晚年提供赡养。那个在孩提时代被严格控制的女儿，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并且可以在局势逆转的时候对她们进行控制。这样的话，需要停止对施虐者的认同接受治疗。在中国，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心理内部和人际机制的精神分析知识，对于阻止虐待的重复发生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我想强调徐的观点，在中国，女性和母亲通常是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徐认为，一位母亲抑制女儿健康的自恋和性欲，认为女儿所为是自私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她允许自己变得自私和占有。孝顺在中国仍然是一种价值观，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女性越来越多地拥有自己的欲望。在中国，由于没有家庭生二胎来平衡人口结构，女多男少的出生情况就无法得到纠正。如今，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功女性，她们的数量超过了男性，不再依赖于男性和他的家庭。她们掌握着主动权，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并开始感受到欲望和选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