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演讲：文人已经过时，未来是理科生的时代？_腾讯视频

题引：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

那么如果我现在问你，是谁在解释这个世界，又是谁在改变这个世界呢？

没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文人总体来说，一直在扮演着解释，抱怨，甚至是咒骂者的角色。而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在背后推动人类社会慢慢向前发展的，往往是理科生。大家同意吗?

好，不同意也没关系。作为一个理性思维的人，我们要做到不用情绪去说服别人，而是用证据说话。

所以接下来，我将一条一条列出文人的几种毛病，然后供大家欣赏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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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毛病：只谈审美，不谈事实。

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

2012年8月，英国伦敦奥运会的组委会为到场的一万名运动员准备了十五万只安全套，安全套我想大家都懂的，应该没有不懂的吧。

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开幕式过后的五天之内，仅仅五天，安全套就被用光了，供不应求。

这个新闻当时在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于是呢腾讯邀请了三位中国著名的作家来探讨这个事情。

一个是梁文道，他说他从来都是公开支持性产业和性工作者的；

一个是80女作家蒋方舟，她说拥有优秀基因就会花心；

一个是阎连科，中医认为以毒攻毒，性可能是一个疏通渠道。

是的，我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的都对，甚至难以反驳。

但是，他们所谈论的前提是错误的。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万名运动员，五天之内用光了十五万只安全套，平均每人每天三次，而且他们当天或者明天还要参加比赛，你们觉得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那是什么原因呢？

最后的调查结果是：

大部分的安全套都被运动员拿回去当纪念品了。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他们却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发挥和探讨，完全掩盖了本来的真相，对观众造成了某种误导，误以为伦敦的奥运会好像是卖淫现场一样。

所以，他们的这种思维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第二种毛病：只谈道德，不谈环境。

1963年，台湾大学有一个美国的留学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字：批评台湾人民没有公德心，尤其是台湾大学的学生，作为一流的高等学府，坐公交车的时候居然不排队，都是挤来挤去。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台大的学生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台大学生自觉道德运动”。

他们的口号是：

“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我们要做觉醒的一代！”

要纠正社会的不良风气，给下一代台湾人创造一个清明的、有序的社会环境。

但是很可惜，运动最后失败了。

为什么？

并不是大家不够努力，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台湾大学的学生确实认认真真地排队了，只是公交车一到，他们永远上不了车，他们永远上学迟到。

最后，只能复归于常态。

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年以后，社会的风气真的变了。

公交站人们开始排队了，上车的时候也不前拥后挤了,开始互相礼让了。

这又是为什么？

难道是台湾的人民在短短几年之内道德变得更高尚了吗？

并不是的！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经济发展了，路修宽了，公交车的车次增加了。

原来，从头到尾他们遭遇到的其实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环境问题。

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和政府资源配置和规划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记者只是用文人的那种感性思维，站在道德的角度去批判这个社会，那么，你将永远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你看到的并不是真相，你提出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永远都是不切实际的、无法实现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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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毛病：只谈小概率，不谈大数据。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1912年一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号称是永不沉没的船，从英国出发去美国，最后撞上了冰山。

尤其是这个事件在1997年被詹姆斯•卡梅隆拍成电影以后，几乎是家喻户晓。

无论是在历史现实上还是在电影里，我们都被灌输了这么一种印象：

妇女优先，儿童至上，富人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穷人等等。

总而言之，给我们的感觉是：

“英国整体上是一个具备了绅士风度的优秀民族。”

可是，事实是这样吗？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泰坦尼克号的船上，确实有那么一部分非常高尚的人，他们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妇女和儿童，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但是，如果从概率上说，这很正常，并不稀奇。

船上一共有2224人，从数学的概率上讲，有那么十几个二十个舍己为人的人，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你一定会问：

“你怎么知道只有几十个，船上大部分的人不都是那么做的吗？”

问得好，我们不抬杠，老规矩，我们用数据说话。

下面我们来看一张表格：

通过这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来：

头等舱的生还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二等舱，三等舱的船客存活下来的人数只有四分之一。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上层人士，也就是所谓的贵族，并没有表现出报纸上所宣传的那种绅士风度，那种骑士精神。

我也很想相信泰坦尼克号上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类，不一样的人性，可惜，大数据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看到。

我只能说，泰坦尼克沉没时那些富人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闪光的善良和修养，其实是发生在一小部分人身上的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英国著名大作家萧伯纳曾经就指责泰坦尼克号的新闻报道宣造假浮夸，名不副实，他写了一信给英国的媒体《每日新闻及领导》，揭发这是“罗曼蒂克谎言的一次大爆发。”

面对萧伯纳的质疑，他们反唇相讥说：

“你萧伯纳是北爱尔兰人，不是我们正宗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后代。”

其实讥讽他的报社老板，就是当初从泰坦尼克号头等舱逃生回来的一个富人。

所以他们这些资本家在宣传的时候，肯定会朝着有利于自己方向选择性的释放声音。

说到这里呢，我想大家推荐一本书：

是漓江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程巍先生的专著《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这本书的资料和数据大多都是来自当年英美媒体的报道，澄清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基本事实。

这本书里边提到了一个细节令我非常震惊和愤怒：

“泰坦尼克号上一共有20艘救生艇，如果全部坐满，可承载一千多人。事实上，只有两条救生艇少量超载，其他救生艇都没有满员。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救生艇上居然有头等舱乘客的宠物狗！还有头等舱富豪的大件行李箱！泰坦尼克号沉没后，那些并未满员的救生艇，只有一条返回来搭救落水者，其他救生艇都远远地观望，眼睁睁地看着落水者们在水中呼救和挣扎，最后在冰冷的海水中活活冻死。”

当然，泰坦尼克号并非一无是处，唯一的一个稍微值得肯定的亮点是：

妇女和儿童生还的比例，整体来说高于男性。

妇女和儿童的生还比例大约是69%，男性的生还比例大约不到20%。

而且，生还者主要是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儿童，三等舱的妇女和儿童的生还比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泰坦尼克号唯一的亮点在全世界整体的沉船灾难当中，同样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2012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米凯尔•埃林德尔(Mikael Elinder)和奥斯卡•埃里克森(Oscar Erixson)就对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们对过去3个世纪以来，从1852年一直到2011年，共18起比较大型海难事故做了全面的调查和统计。这些海难涉30多个国家的船员和乘客，遇难者总人数超过1.5万人。然后他们十分失望地发表了一篇论文叫《人人为己》。

因为统计结果表明：

海难事故中普遍不存在妇孺先走的事，逃生率最高的是船员，其次是男性乘客。

为了得到合适的样本，埃林德尔和埃里克森制定了如下4个选取标准：

1.海难事件必须是在和平时期发生的。

2.遭遇海难的必须是客船。

3.要有一定数量的生还者，全部获救或者无人获救的情况不符合条件。

4.海难后男女生还比例等数据要有明确的记载。

显而易见：

在这18起海难中，只有2起事故女性存在生还比例优势：Birkenhand（伯肯汉）和泰坦尼克号。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经常被赞有绅士风度的英国男士，在海难中可没有那么绅士，当遭遇海难的英国籍游船中，女性的生还比例反而降低了15%左右。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后代也不过如此。

所以，泰坦尼克号的神话其实就是一些文人们用“只谈小概率”的思维宣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新闻，成功地欺骗了世界一个世纪，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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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毛病：只谈理想，不谈现实。

【事件一】：

我们都知道，西汉之后，公元9年，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王莽改革，也叫王莽新政。

王莽本人是儒家的最忠实的信徒，他的改革完全是以古书里所记载的理想社会作为样本的。

比如说，古书里有一句话，据说是孔子说的，应该是后人的假托。叫：

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第九》

王莽看到这句话以后，就觉得天地之间，人与人应该是自由平等的。

所以他就下了一条法令：

“禁止买卖奴婢。”

奴就是奴隶，婢就是婢女，男为奴，女为婢。

也就是说，他要废除自古以来的奴隶制，创造一个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的社会。

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将“奴婢”改称为“私属”，废除了当时社会施加在奴隶头上这种贬低性的、侮辱性的称呼。

这一条政策不可谓不好，动机不可谓不高。即使放在现代社会来看，也绝对算的上是一条反歧视、尊重人权的先进法令。

但是结果呢？

由于当时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避孕措施，普通老百姓或者是穷苦人家生下的孩子以后，他们是养不起的。养不起怎么办？只能卖给有钱人当奴婢。

但是，法律却偏偏规定不准买卖奴婢。

怎么办？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做父母的你要狠下心来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杀掉，或者是把孩子养一段时间遗弃掉。

另一个选择是反抗这个不人道的制度，跟着大地主，也就是那些有钱人一起去造反。

如果你是父母，会选择哪一个？

事实证明，王莽的这一条政策无形中杀死了成千上万个婴儿或者是小孩儿。

最后逼得全国人民从上到下，从老百姓到贵族统统反对他，统统对他恨之入骨，最终合力推翻了他的政权。

但是，两千年过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王莽的这些政策，我们能说他的初心不好？他的动机不善良吗？

他在那个时代就能根据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提出废除奴隶人人平等的思想，这难道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嘛？他比美国林肯的废奴政策早一千八百多年，这难道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嘛?

可是，他只考虑到了自己的主观感受，而没有考虑到客观的执行条件和事实，最终，用一条充满了善意的法令，杀死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我们也不能苛责，他毕竟是古人，有他不可避免的一些局限性。

用马克思的理论讲就是：

他不知道任何一条政治制度，都必须有匹配相应的经济基础。在古代耕织的社会里，生产土地和资料有限，劳动力过剩，奴隶制度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历史现象。所以它必然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渐渐消亡，最终被资本主义形式的雇佣制取代。

一句话，你无法在落后的农业社会里，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商业性政策。

这就他的毛病：

做事情只谈感受，不谈结果，只谈理想，不谈现实。

这种典型的文人思维，也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事件二】：

在1962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叫蕾切尔·卡逊，她写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非常著名，一直到现在也是环保界里的《圣经》。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就是全面禁用DDT（DDT又叫滴滴涕，二二三，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化学式(ClC₆H₄)₂CH(CCl₃)，是有机氯类杀虫剂。中文名称从英文缩写DDT而来，为白色晶体，不溶于水，溶于煤油，可制成乳剂，是有效的杀虫剂，也是不易分解的有机农药。）

DDT是一种高效的杀虫剂，通俗的讲就是农药。它是瑞士科学家米勒在1939年制造出来的，并因此获得1948年诺贝尔奖。

人类自由DDT以来，不仅大量的提高了农业的产量，而且非常有效地控制住了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疾病的传播。

甚至于到了1962年，全球各个国家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都在当年的世界卫生日发行了世界联合抗疟疾的邮票。

那么，这么好的一种农药为什么要禁用呢？

当然，我们得承认DDT有副作用，它在杀掉一些害虫的同时，也会灭掉一些无辜的昆虫，甚至是鸟类。

但归根结底：

DDT之所以被禁用，其实是因为它妨碍了文人们的审美。

蕾切尔·卡逊的这本书为什么叫《寂静的春天》呢？

就是她觉得自从美国使用DDT几十年以来，在春天的田野里，我们很少能听得到虫鸣和鸟叫了。她认为春天太寂静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

她描写的非常煽情，所以此书出版之后影响非常之大，甚至引发了很多人对环境崩溃的恐慌。最终，全世界的舆论裹挟着各国的政府纷纷禁用了DDT。

它的代价是什么？美国或者一些发达的国家可能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因为医疗水平相对有保障。可是，一些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非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们前面讲到，DDT原本对疟疾是有抑制作用的。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在《魔鬼经济学》里的数据计算：

在全面禁用DDT的20年里，仅仅是非洲大陆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就高达2000万，等于一年100万，每天2700多人人。

所以美国的另一位反对卡逊的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甚至说：

“《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杀的人，大概比希特勒还多。”

最后到了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就不得不宣布，重新启用DDT。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

她的出发点不好吗？她的动机不够善意吗？当然不是。

她认为自己完全在做一件对的事情，而且目的是希望我们人类在未来的社会中能生活的更健康。

但是，结果呢？

很明显，人类总体而言，因为DDT的禁用，反而生活得更加悲惨了。

这就是只谈感受，不谈结果，所造成的弊端和恶果，所以卡逊的这种文人的感性思维，也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事件三】：

在经济学界，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结论。

什么结论呢？这个结论是这样的：

“非洲很多国家的农民之所以饿的吃不上饭，往往是因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太多的粮食援助。”

很不可思议吧！？

明明是你伸出援手为他们“雪中送炭”，结果却导致有更多的人失去了温暖。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不难理解。

首先，一笔粮食援助来到非洲，谁来发放？

粮食不可能自己直接跑到老百姓的仓库里吧？

所以，只能靠当地的政府机构来发放。

但是问题在于：

那些贫穷的非洲国家的政府机构，往往制度有缺陷，管理不完善，到处都是腐败。

所以，大部分援助粮其实是被官员们层层瓜分了，真正分到农民手里最多只剩下个零头，甚至是没有。

6、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问题在于：

这些贪官们，他们要的并不是粮食，他们有吃有喝大鱼大肉，要粮食有什么用？

那他们要什么？当然是钱。

那么怎么才能把一堆堆的粮食转换成一张张的钞票呢？

没错，他们会把这些白来的粮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放在本国的市场上进行抛售。

那么请问，最大受害者是谁？

当然是那些辛辛苦苦靠种地为生的非洲土著农民。

因为他们的粮食在市场上面对的是官员们“零成本”粮食的竞争，他们能竞争的过吗？？

竞争失败了就赚不到钱，甚至是亏本。

那么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由于你的援助变得更差了？

所以，西方国家送来的“零成本”粮食越多，官员可贪污的数量就越大，他们对非洲市场可有效操控的能力就越强，那么非洲农民的生活就会越难过。

你以为事情的危害到这里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

根据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内森·纳恩（Nathan Nunn）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

“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

通俗一点说就是：

一个国家所得到的粮食援助越多，其犯罪率就越高。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由于援助的粮食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落、各个武装组织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混乱，使这个被援助的国家陷入一种恶性死循环。

换而言之：

你每援助一袋粮食，就可能导致监狱里多一个犯人。

你以为你送去的是慈善和温暖，其实你送去的是暴力和动乱。

所以，在没有合理修复一个国家自身的政治、种族、文化、经济或者各种制度上的破绽以前，任何外来的“援助”，都可能变成令其社会崩溃的“毒药”。

就好像一个人的免疫系统不完善或者基因有缺陷的时候，盲目吃药不仅不能治病，反而可能病上加病，甚至赔上性命。

我们一直一位做慈善很简单，其实不是的。

做慈善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要考虑到社会的各种弊端，也就是人性的各种陷阱，你只有避开这些阻力和圈套，才能让你的援助之手真正的触碰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你只是从感性出发，只谈自己的感受，而不去关注事情本身的结果的话，就很可能会像王莽或者卡逊一样，以感性犯罪，用善意杀人。

你以为你是爱心天使，其实，你真正扮演的角色是魔鬼“撒旦”。

归根结底，文人们往往只考虑到：

“我应该这么做！”

而从不去考虑：

“我应该怎么做？”

“应该这么做”只是我们的本能，“应该怎么做”才是我们的理性。

因为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说，两点之间，直线往往是最远的距离，曲线才是真正的捷径。所以我们只有给“本能”安上一双“理性”的眼睛，才能找到通往天堂的路。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可能有些偏激，不要惊讶，这是我一贯的风格。我想说的是，其实文人并没有过时，过时的只是文人的“思维”。

可是，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

文人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理科生思维，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文人，否则，只能算是一个提着笔记本电脑的山顶洞人。

好，我的演讲完毕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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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些认识我的同学希望我提供一份书单，然后我把我认为十分值得阅读的、有助于纠正思维中偏见的一些书，列了出来，就是下面这些：

理查德•怀斯曼《怪诞心理学》、艾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史考特•派克《邪恶心理学》、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斯坦诺维奇《超越智商》、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曼昆《经济学原理》、史蒂芬•列维特《魔鬼经济学》、比尔•布莱森《万物简史》、霍金《时间简史》、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马庆国《中国神经科学与社会交叉学研究进展》、冯梦龙《智囊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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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问答环节：由于同学们的问题很多，篇幅所限，所以只拣选了其中三个比较典型的问题。

【问题一】：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我觉得泰坦尼克号上的那一些上层精英就不应该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下层人士，相反，应该是下层人士把逃生机会让给上层的精英才对，因为上层精英们活下来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虽然我在感性上也同情那些下层人士，但是理性的思考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对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紫侠狼答复】：

感性和理性是人类思想的两极，缺一不可。我今天讲的是感性思考的缺点和理性思维的优势，而你的这个问题恰好是理性思维的缺点展现。如果我们把理性思维发挥到极致，那就会变成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凡事只讲利益最大化，丝毫不顾及人类喜怒哀乐等等这些基本的感情和伦理道德。

比如希特勒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二战初期他就在德国通过了一个允许安乐死的法令，对一些刚出生的残疾或者智力有缺陷的婴儿实施安乐死，后来发展到了对德国的一些老弱病残等等凡是不能给社会创造什么价值的人统统都实施安乐死，有数据说他除了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以外，还至少屠杀了十几万德国本国的这些“老弱病残”。

那我们从客观上讲，清除了这些消耗社会价值的人，肯定会给德国节省一大笔财政支出，如果把这笔财政办教育或者办工厂，肯定会使德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是，你同意希特勒的这种做法吗？我想绝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那么这种做法错在哪里？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把人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每一个人可以生活的更好，可是这种做法恰恰相反，他把一些人当成了桥梁，供另一些人踩着他们的尸体走到幸福的彼岸。其实走到彼岸的那些人当中还会有人变成新的桥梁，然后继续新一轮的渡河，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直到最后人类灭亡为止。

这就是马克思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和“弱肉强食”的逻辑会将人类异化，异化到有些人会把自己当神，而把另一些人当成畜生，最后，自然会引发希特勒式的悲剧不断重演。

所以理性发展到极端就会变成纯粹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人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显而易见，这是不可取的。

【问题二】：

紫先生您好！我非常同意“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观点，我就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公平的，贫富差距很小的，而不是某些精英人物可以活得很好，下层人士却不被救助、没有希望，有一句话说的好，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对待弱者的态度。您觉得社会应该如何才能更好更有效地救助弱者呢？

【紫侠狼答复】：

我前面讲过，感性和理性是人类思想的两极，缺一不可。你的这种想法我非常理解，一个好的社会确实应该对对弱者有一定程度的救助，但是也不能救助得太多。

我们还是用德国举例子，我们都知道德国的养老制度以及救济制度非常发达，也有很多学者曾经提倡中国应该学习和效仿。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德国同样因为救助产业太发达，一直拖累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德国最大的产业就是社会救助产业——从业人员将近200万，相当于德国汽车业、建筑业、采矿业、钢铁业、渔业、飞机制造业及能源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

德国每年财政收入的20%都用于救助产业，有一些地方甚至是40%，可是结果是什么呢？

当然弊端有很多，我只说其中的一个，比如德国的卫生专家惊讶地发现，从1994 年 到 2010 年，德国的残疾人数量增长了一倍。为什么？难道是德国人的身体退化了？当然不可能！那是为什么？因为符合残疾人定义的人员大幅度增加了。

许许多多的本来还算健康的人被那些救助机构故意鉴定为残疾人，目的当然是欺骗政府，从而领救助基金。其实只要有利可图，就一定会有人冒着风险用不正当的手法谋利，你能保证不会有一些人会故意打伤甚至打残一些人，人为的制造残疾人吗？你能保证不会有人故意制造失业人员吗？你能保证一些好吃懒做的人不想工作故意让自己失业吗?

那你向他们这些人提供援助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凭什么将纳税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拿来救助这些混吃等死的懒人？

前面说的这些事实并不是我一个人信口开河，而是德国的一个记者（瓦尔特·伍伦韦伯）曾经深入调查揭露出来的，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反社会的人》，没错，他把德国政府救助的人和以此牟利的人定义为“反社会的人”。他认为德国的救济制度使得富人越来越虚伪，隐匿自己财产，穷人越来越贪婪，挥发自己的欲望。德国的社会制度被过度神化了，实际上正在走向歧途。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同样有对政府救济制度的批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实际案例考察后得出结论，救济制度是弊大于利的，因为救济的力度太大不仅会导致穷人好吃懒做，也会打消一些中产奋斗者的积极性，甚至会无形中瓦解一些富人创业的动力。救济的基金还不如给他们提供一些技能培训和就业教育。

英国的社会学家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专门探讨过“挤贫法”，他甚至认为政府就不应该无偿地救济穷人，而是把这些慈善留给社会组织自发地解决，政府留着钱不如多半几所学校来的合算。

当然，斯宾塞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所以说话难免有些极端，但是他的观点是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的。因为一味地要求公平，一味地要缩小贫富差距，迟早会拖垮甚至瓦解掉震整个社会向前运行的动力，这就是人性，谁不想躺着领救济金，谁愿意去起早贪黑去工作呢？所以救济弱者，也要有一个适当的度。

【问题三】：

听完您刚才的解答，两种相反的思想在脑子里争吵，好像各有各的道理，我的心里感觉很矛盾，请问您是如何调剂这些矛盾的呢？

【紫侠狼答复】：

有一句话叫，最高级的人都是雌雄同体。我今天想加另外一句话，最高级的思想都是矛盾统一。

人类的感性和理性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严格地来说，二者之间并没有孰优孰劣，谁对谁错。比如同样有一笔资金，是用来办一所社会福利院好呢，还是用来建一所科学研究院呢？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对，但如果走极端，就都不对。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两种决策之间的一个平衡点，一个最大公约数，这才是最难的。所以孔子有一句话叫“扣其两端而揭之“，这就是中庸的智慧。

而人类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外化出来就会表现为两种人：一种人更富有同情心，更倾向于关注公平和正义；另一种人更富有冒险精神，更倾向于关注奋斗和尊严，这也是美国自由党派和保守党派的根本性区分，不只是美国，全世界任何一个的大脑里都天然存在着这两种党派的思维。

但是你能说两种人孰高孰低、谁对谁错吗?

据当今一些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的政治态度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来自遗传，哪怕他们从小身处不同的生长环境，但他们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基因的因素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美国另一位心理学家平克有一个研究甚至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倾向，有62%来自遗传。

2015年，英国国王学院同样有一项研究证明：一个人投票给保守党还是工党，有57%的因素是遗传决定的。

所以我的意见是：我们每个人不妨大度一点，，根据自己的个人气质去决定自己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顺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不要轻易给某一种价值观的人去贴标签，也不要轻易去定义是非和对错，去定义好人与坏人，而是多看、多听、多读书、多思考，多一些自然和包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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