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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的《他的国》:对金钱、权力社会的全方位讽刺

韩寒的《他的国》:对金钱、权力社会的全方位讽刺

作者: 夏国祥 | 来源:发表于2017-06-08 10:50 被阅读490次

    如果你认真读过《他的国》,你就不能再说韩寒是浅薄的。像《他的国》这样采用严肃文学形式,如此集中而深刻地对社会进行批判,同时又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写得“好”而没人看等于不存在),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按照对社会的现实意义、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力等这些方面综合地评估,《他的国》即使是跟贾平凹的《秦腔》相比,也是各有千秋的。同样涉及到中国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两者的话语方式可说极其不同。《秦腔》好像是一只有着残缺黄牙、歪斜眼神的病残老狮,缓缓地向我们走来,慢到让人以为它根本就不具有攻击力,直到将你扑倒;而《他的国》则如同一匹轻捷而凌厉的小狼,没等人看清楚来路,已经扑到人身上,狠狠地咬住你的咽喉。

    “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也。”这种不同,显然与两位作家的年龄、修养有关,但影响作品差异的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韩寒所成长的时代文化与贾平凹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已经大不相同。无论如何,不管你如何对两部作品的相对优劣进行裁判,你都不得不承认,韩寒的《他的国》是更能投合当代青年读者的阅读品味的。

    相对于《光荣日》艺术上的个别瑕疵,《他的国》无论在思想还是表达技巧方面,都已经堪称完备。将《他的国》看成迄今为止,韩寒最成熟的代表作品之一是恰如其分的。

    小说通过一个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年轻人左小龙在亭林镇的情感和生活遭遇,借助魔幻性的故事情节,娴熟地运用反讽、讽刺性模仿等表现手法,为我们展现了当代上海近郊一个小镇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并以其丰富的象征意象,隐喻性地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判。其中亭林镇象征了中国,亭林镇的严重化工污染象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全面异化和腐败,而亭林镇上的各色人等,也相应地对应着中国大地上的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物和形象,既是对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再现,同时又是一个相对完备的象征体系中的象征意象。

    左小龙恋爱、创业失败记

    《他的国》的主人公左小龙,是个20出头的年轻打工仔,住在亭林镇中。据说是《光荣日》中麦大麦的弟弟,但是不知为啥,两人并不同姓。他的工作是在雕塑园做看守人,兼职在温度计厂做质检员,其中一个检验方法是将温度计插进屁眼里,待一会儿再看是否能达到标准体温的刻度。

    有摩托车提升自信心时,他就去约会一个叫泥巴的清纯姑娘,但他其实更喜欢另外一个比较“风骚”的姑娘黄莹。就这点来说,左小龙其实跟别的男人没啥两样。为了干出点事业,同时趁机实现自己的泡妞大计、接近黄莹,他四处奔走成立合唱团,想参加镇里举办的“波波杯”文艺晚会,结果被主办方无情地拒绝参赛。在文艺晚会现场,他振臂一呼,号召镇民赶走外来者,结果倡议被苟书记几句话轻描淡写、一顿忽悠随便化解。

    镇里招商引资引来的印刷厂胡乱排放污染物,造成镇子附近的动物发生变异,猫一般大的老鼠、挺着啤酒肚老鹰似的麻雀……满街乱窜。其间,左小龙和泥巴曾去雕塑园看雕像,抓到一个变异的大老鼠,带回住处。外来企业的繁荣和变异动物所引发的旅游热、餐饮热,一时推动小镇经济腾飞。镇领导们得意忘形,以苟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鱼塘集体游泳时被电鱼的统统电死。

    过了一阵子,大动物被人们吃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来亭林镇悬赏20万征求一只大动物。找不到大动物的人们来到印刷厂外抗议游行,被警方驱散,路过打酱油的左小龙不明真相地被抓进派出所。

    不久,左小龙因犯罪证据不足被放了出来,他误以为是黄莹帮的忙,就去黄莹家表示感谢,因天气闷热,看见黄莹总解扣子,一时冲动,就想对人家霸王硬上弓,按倒黄莹的一瞬间,黄莹提醒左小龙注意后面。小龙回头一看,看到黄莹的父母正在后面观摩,只好讪讪地爬了起来。原来黄莹是跟父母一起住的,两位长辈已经闻声而出。小龙的情报工作实在没做好!黄莹也告诉左小龙,自己喜欢强大的像路金波那样男人,他应该放开视野,离开亭林,去看一看外边广阔的世界。

    左小龙遂决心骑摩托周游遍中国,但是却在国道附近被查扣了水货摩托,无奈之中只好返回亭林。想要实现走遍中国理想而不可得的小龙,来到电信大楼楼顶眺望远方可望而不可即的318国道,却被群众和警察误以为要跳楼,在众人不理解的嘲笑和起哄声中,他糊里糊涂地从楼上跳下来,坠落中咬断了舌头。

    伤愈后回到雕塑园,他发现雕塑园已经被拆掉,同事莫大帅也加入了镇里官方的亭林镇合唱团;黄莹来信告诉他,自己去上海找她喜欢的男人路金波了;泥巴则来信告诉他,她原来是被电鱼的电死的苟书记之女,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失去了全部非法财产,回到了老家,要小龙骑摩托去找她。左小龙遂骑上摩托车,在象征光明的萤火虫的陪伴下,踏上寻找泥巴的旅程。

    社会生活面貌的象征性再现

    相对于《光荣日》艺术上的个别瑕疵,《他的国》无论在思想还是表达技巧方面,都已经堪称完备。将《他的国》看成迄今为止,韩寒最成熟的代表作品是恰如其分的。

    小说通过一个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年轻人左小龙在亭林镇的情感和生活遭遇,借助魔幻性的故事情节,娴熟地运用反讽、讽刺性模仿等表现手法,为我们展现了当代上海近郊一个小镇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并以其丰富的象征意象,隐喻性地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判。其中亭林镇象征了中国,亭林镇的严重化工污染象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全面异化和腐败,而亭林镇上的各色人等,也相应地对应着中国大地上的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物和形象,既是对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再现,同时又是一个相对完备的象征体系中的象征意象。《他的国》对亭林镇的经济、文化、言论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表现和讽刺,堪称当代中国,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的生动写真。

    经济:一切向钱看

    亭林镇上所发生的一切,涵盖了当下中国经济生活方面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为发展经济不惜破坏性的污染环境,通过野蛮剥削外地民工用内部殖民的方式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对本地资源实行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野蛮拆迁,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通过贱买贵卖的方式利用房地产掠夺农民和市民的财富,官员为了政绩大搞政绩工程,官商勾结,等等。

    小说中的亭林镇是上海近郊的一个小镇,那里跟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早就开始了“文艺搭台、经济唱戏”,“但是因为唱戏没唱好,所以招商来的全都是一些被其他地方所摒弃的重污染化工企业”。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更能吸毒、更勤劳、薪水要得更少,所以冲击了本地人的就业,大家纷纷失业,但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本地人开始做房东、从事服务业,这样大家各取所需,殖民小镇再度和谐起来。

    另一方面,环境被污染得越来越差,人在外边走,身上经常会落下一层绿色的灰。书商路金波的印刷厂污染严重,但也因为上下打点过领导,顺利在亭林落脚。在印刷韩寒的作品集《毒》时,排放出了史无前例的剧毒污染物,受剧毒污染物影响,镇上水域中的小龙虾个头都变大了三倍,还出现了足球一般的青蛙、竹叶青似的青虫、老鹰般大还有啤酒肚的麻雀、猫一般大小的老鼠、跟火鸡一样的土鸡……

    变异的大动物一度带来亭林镇餐饮业、旅游业的畸形繁荣,甚至引得美国《国家地理》和央视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但亭林人目光短浅,在短时期内吃光了大动物,亭林人重新变得一无所有。

    亭林镇上的另外一件大事,在作品中虽未直接予以表现,却通过镇长动员拆迁讲话中提到的种种拆迁手段,以及“波波杯”文艺晚会上讲述进步妇女王秀梅献身动员钉子户光棍刘大虎拆迁的“黄花戏”得到反映。亭林镇农地的征收、拆迁,按每个平方两百块钱的标准给予补偿,而房价却已经涨到每平方四千。其实这也难怪刘大虎一类的村民在思想上有时想不通。

    文化:不得有违主旋律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左小龙和泥巴在街上溜达,听到杂货店店主播放低俗歌曲《钓凯子》,店主听得津津有味,旁观的群众也并不觉得“扰民”,甚至警察赶过来听了一阵子,琢磨了半天,也说“没问题啊”,于是答复抗议的左小龙说:“有没有危害,我们没有接到上级宣传部门的通知。他在这里放,只要声音不扰民,就是合法的。”[1]

    警察的话,看似随便一说,其实暗含了亭林镇的文艺标准。那就是只要是不反主旋律的那就是合法的。这一看似寻常而实际上又是极高标准的文艺律例,实际上禁止了高端文化产品的生产,导致了众多低俗文化形式的泛滥。“只要是不反主旋律的那就是合法的”,也即是说:符合主旋律的就更是合法的。亭林镇文化艺术的荒芜,以及亭林人在艺术品位方面的低俗,在“波波杯”文艺晚会的演出中得到集中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韩寒在《他的国》中广泛借鉴了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以及讽刺性模仿的表现技巧,因此在文艺演出一段中也不乏夸张的表现。尽管如此,小说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用荒诞的手法再现了生活的本质真实。读过文艺晚会那段爆笑文字的读者,相信对小说中所描写的场景,多半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反映拆迁的黄花戏,歌颂进步女青年王秀梅为了镇子拆迁大局,“舍身取义”嫁给钉子户刘大虎。镇领导动员镇上的百姓,从断粮断货到辱骂殴打概不好使,最后动用美人计,才搞定了钉子户刘大虎。在这个戏剧中,本来正义的刘大虎成了受批判、被拯救的对象,那些不尊重百姓权力、以集体的名义践踏个人权利的人,反而成了被歌颂表扬的对象,在善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

    第二个节目是歌曲《我们要结扎》,小说对计划生育的讽刺和主流的立场,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就其中让人喷饭的歌词:“白天我们很勤劳/夜晚我们更勤劳”、“结扎你/结扎我/结扎她/我们要结扎/生多了容易生出人渣”[2]等来看,对那种技巧粗劣、图解意识形态的所谓艺术,讽刺得则是非常到位的。

    第三个节目是一群孩子唱《国际歌》,而且歌词中还删除了原作中反映工人阶级反抗性的段落,这个节目据说唱得现场群众热血沸腾,但似乎又在隐喻这种情绪的受欺骗性。小说特意安排儿童来演唱这首歌曲,似乎暗示只有小孩子才会真正相信歌词的内容。

    第四个节目是美女黄莹演唱的爱情歌曲。尽管领导们未对歌曲进行首肯,但是看人不看歌的左小龙和路金波拍得巴掌生疼,想必采用这个标准评判艺术的现场观众也不在少数。

    第五个节目是先锋派诗人的诗朗诵《听话》,颇有行为艺术的意思。诗人上台后一直站在上面发愣,啥也不说。“听话”就是啥也不说——显然是这个诗朗诵的寓意所在。这个节目从正面来说可以是对一种符合主旋律做法的倡导,比如最近被评为“共和国脊梁”的倪萍奶奶在政协从不投反对票、弃权票,就是“听话”的典型代表;但从反面看,也可能是一种反讽。所以这个节目虽然一度受到镇长的赞美,最后并未获奖。

    最让人觉得搞笑的节目是亭林镇合唱团演唱的镇歌《亭林颂》。不容忽略的是,这个镇歌可是经过文化站的同志们、镇长、书记、袁部长好多人的手笔修改润色的。文字显然套用了歌曲《挪威森林》的段落,其中“你的博大让文艺复兴”、“照出一地的GDP”、“三个发展/四个必须/五个有利于/时刻牢记在我们的心”的影射对象不说也罢,“我们生是亭林镇的老百姓/死是亭林镇的小精灵”[3]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令人不仅想起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名诗中的诗句:“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文艺作品中包含意识形态话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问题是如果想蒙人的东西太过于赤裸裸、泛滥得太厉害,以至于影响了文艺的情趣,那就是弄巧成拙了。但结果这首歌还是被评为一等奖。

    但反过来说,《亭林颂》看似无聊,其实大有深意。发展经济的口号、意识形态的符号、对愚民的催眠式召唤,在其中可说是一应俱全,绝对是不反、符合而且弘扬主旋律的。

    《亭林颂》的获奖反映了亭林镇最重要的文艺标准,那就是否符合主旋律。《亭林颂》能够获奖并不是因为袁部长、书记、镇长都参与过歌词创作那么简单,而是因为它最集中全面地体现了主旋律的要求。反映拆迁的黄花戏和歌曲《我们爱结扎》都是部分地弘扬主旋律,所以依次获得二、三等奖。

    亭林镇的文艺标准中,仅次于政治的是经济。所以当代表资本方的印刷厂董事长路金波表示欣赏黄莹时,苟书记立刻命令给黄莹颁发了一个特别奖。

    舆论:不许乱讲话

    亭林镇上文艺品味的低下趣味恰与亭林的缺乏发言空间相映成辉,也许这两种现象都是相同原因造成的结果。

    严格地说,亭林镇并非没有让大家伙说话的自由,各种公开的媒体每天都在放送大量的新闻、传播着各种观点。

    实际上亭林人也不是不被允许说话,而是要说必须遵循一定之规。这样站在镁光灯下摇鼓唇舌的就只剩下一些大白天说瞎话的人。这种说瞎话的典型案例之一,是始终坚持走进科学、以至于始终没进到科学里面去的《走进科学》电视栏目组,对变异大动物的调查。

    话说《走进科学》栏目组非常专一敬业,在调查农民张某种的胡萝卜变白现象时,临近学校教学楼倒塌,压死压伤一百多人,也不为所动。花了一百多万元调查费用,邀请了各色专家,研究了太阳黑子、环境污染、张某媳妇的大便……最终确定原来胡萝卜变白的原因是萝卜种子搞错了。人家本来就是白萝卜,所以就长得白。

    说遵循一定之规的话,并不是说就得瞎编乱造,这种说话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使用外交辞令。亭林镇的大动物出名后,《国家地理》的记者赶来亭林采访,由接替被电死的苟书记的新书记负责接待。记者说想找一些大动物做研究,新书记就告诉记者,为了让人民快乐,大动物已经被吃光了。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时,新书记解释说:“这个就是我们政府的工作机密了,我想外国人不需要知道。”[4]

    关于这种做法,连左小龙作为局外人都领会得很明白:“事情自然是多元的,但挑能用的用嘛。”[5]

    在亭林镇,看似人们可以在公开场合自由发表言论,但前提是说和谐的话。如果谁敢滥讲不和谐的废话,立马就会有人出来收拾他。

    在“波波杯”文艺演出现场,主持人虚伪地说了一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参加本次晚会的领导和嘉宾……”外面一个信以为真、也许想早点看节目、或者存心唱反调的年轻人喊了一句“不允许!”随即被警察带走。[6]

    一心想参加演出的左小龙被主办方无情地拒绝了报名,因为据说报名早在两周前就已经截止了,所以他只能做一个观众。主办方还告诉他说,能做观众,已经是你的幸运。左小龙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遭遇,也隐喻性地象征了亭林人在话语上的不自由。那个唯一一个左小龙合唱团的团员小学生,是个哑巴,而且名字叫“尔一”,其中显然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尔一”就是“你”,就是亭林的千千万万个不能自由发声的“你”。“小镇的人自己无法发声,只能说别人叫他们说的话,唱别人叫他们唱的歌——最终,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7]

    大动物发生变异后,到处是老鹰一样的麻雀。闻讯而来的外国记者,被以“新华社的记者都没来,就说明这件事情不是新闻,不能采访”为由禁止采访事发地区,后来老外坚持开着直升飞机飞进去,直升飞机竟然被打了下来。连接近真相的机会都没有捞着就挂了。

    各阶层生存乱象的艺术写真

    《他的国》主要对亭林的普通民众、官员的形象进行了栩栩如生的讽刺性展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还出现了两个很具有典型性的商人形象。

    亭林的普通百姓:猥琐庸碌的普通民众

    亭林镇百姓的最大特点是唯利是图,为了发财什么都能忍、为了赚钱什么都敢干。为了发财致富,亭林的领导干部不惜将外地拒绝引进的重化工污染企业引进本地。虽然付出了环境污染的代价,但是“当地人转念一想,算了,污染严重点就严重点,体面的工作是没有了,但是人家吸毒还得花钱,咱们这里免费就能吸毒。虽然我们的家园被污染了,但污染的是我们的河流和空气么,河流最终会流到别处去,空气也会被太平洋的风吹走,但钱留住了。”[8]

    当地的动物因为污染的缘故发生变异,小龙虾长得比普通的大三倍,老鼠变得像猫一般大,牛长成大象,本地人大多很高兴,因为家里的动物都增值了,同时借这个事情办特色旅游、餐饮,也不管这些大动物是不是能吃、是不是有保护起来以备研究的价值。“亭林镇居民对这些东西究竟能不能吃还是持有争论的态度,一半人觉得,当然能吃,你看,还活着;一半人觉得,不能吃,不放心。但大家有一个意见是统一的,就是不管能吃不能吃,还是可以卖给外人吃。”[9]大动物被杀光后,亭林人为了重新获得大动物,竟然到波波印刷厂外游行,要求印刷厂再次排放有毒废水。

    波波印刷厂赞助有奖文艺演出的消息传出去后,小说中写到:“当地的居民也沸腾了,奖金很多啊。一年忙到头也就两三万,但如果唱歌跳舞弄了个第一名,那就有五万啊,这和著名歌星走穴快一个价钱了,不济一点也有两三万啊,最不济,那也有个神秘的礼品。顿时,各个村民委员会,各个居委会,各个家庭都忙碌起来,开始想自己应该表演什么节目。群众从来没有这么不务正业过,但话说回来,这年头,除了罪犯,谁在干自己喜欢的事业啊,所以,钱就是正业。”[10]

    亭林人的唯利是图,显然不是孤立现象。比如左小龙带着泥巴去邻镇天马镇吃面时,面馆的老板娘看到他们衣服上有一层化工污染的绿色粉尘,立刻算出他们是亭林来的,但却一脸的羡慕地说:“真是羡慕你们……你们那里有钱啊,你们还搞有奖晚会。”[11]

    亭林人不仅唯利是图,同时也十分愚昧。在某种程度上,唯利是图正是愚昧的产物。面对化工企业造成的污染,亭林人觉得污染最后会被太平洋带走,钱却会留在自己这里的想法,是颇有点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在的。污染造成了意外的动物变异,但亭林人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保护、发展自己的特色资源。而是采取了一种竭泽而渔的开发策略,结果亭林的变异大动物很快就绝迹了。小镇就连这一点变异资源都丧失了。即使到后来美国人赶来悬赏征求大动物,他们仍旧不明白大动物在科研上的重要性,而只看重人家悬赏的20万美元。

    亭林人除了鼠目寸光,更要命的是缺乏主体的自觉,分不清楚好赖人。比如在波波印刷厂剪彩仪式现场,镇长和厂长路金波不约而同给对方送了一个金色的印刷机作为礼物,一时造成现场的尴尬和误会。小说随即对台下围观的亭林百姓心态进行了这样的描写和阐释:“台下的群众议论道:这老板是嫌我们准备的东西不值钱还是咋的,这为什么又送回去了。在他们看来,这代表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子,所以刚才恨不能是公款给路金波送了个金砖,因为这是给他们长脸了。长脸才是某些老百姓的第一需求。”[12]

    亭林社会的混乱现状,让很多亭林人思索,但是他们看不清世道变化的真正原因,甚至连左小龙、刘必芒这样还算是比较冷静的人,都很盲目排外。在“波波杯”文艺演出现场,左小龙在镇歌演唱结束后,忽然振臂一呼,喊出了赶走外地人的口号,甚至号召大家重新回乡种地。但更盲目的是亭林的大多数群众,他们先是为左小龙的极端主张喊好,当花言巧语的苟书记随后上台晓之以利时,他们立刻又见风使舵,把左小龙的意见丢到一边。唯利是图和目光短浅,使得他们根本无法看出苟书记的欺诈和左小龙意见的局限性。

    亭林民众的愚昧,还体现在对待具有一定先知先觉思想的左小龙的误解方面。杂货店主播放淫邪的黄色歌曲《钓凯子》,左小龙愤而要求对方停止播放时,旁边的群众没有一个人支持他,都在旁边看热闹。警察过来时,都笑着说店主的黄歌并“不扰民”。左小龙一直想成立一个亭林人自己的合唱团,目的是唱亭林人自己的歌、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除了不大帅的莫大帅和哑巴尔一,没人肯支持他;左小龙赶走外地人的提议虽然偏激、但毕竟是为了维护本地人利益,亭林人为了苟书记几毛钱的空头支票,很快将其抛到一边;当他爬到电信大楼顶端,想眺望一番象征自由和外部世界的318国道时,围观的亭林人却误会他有什么想不开的想跳楼,甚至有人喊口号让他往下跳,把跳楼当成可以欣赏的奇观。最后把无奈的左小龙逼得真的跳了下来。他们不能理解左小龙为社区民众努力争取利益的正义行为,而将他的所作所为理解成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表现。

    在小说的结尾,左小龙骑着摩托车离开亭林,无意中被航拍的摄影机录下来,出现在工业区的露天大屏幕上。看热闹的工人们却说:“这个骑着摩托车晃来晃去的人出现在这个镜头里真不和谐,电视台应该把他用特技修掉。”[13]先知先觉者的命运,注定是无法为人们、甚至是那些他们为之奋斗的人们所理解的。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唯利是图、愚昧无知的民众土壤,才能滋生出苟书记一类领导干部,而且纵容这些领导干部恣意妄为。

    亭林镇的领导:虚伪贪渎的硕鼠

    亭林镇的官员的最大特点是虚伪,善于在公开场合夸夸其谈,将最猥琐不堪的事情说得冠冕堂皇。小说中这样评论亭林镇领导的讲话风格:

    ……在正常人看来,他们的说话是最没有感染力的,但在和他们同一体系的人看来,这些废话的确是字字敲打在有志向上的同志心上,这每一句废话都是那么的废,废到整段话都可以全部删除而不影响他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他要表达的意思都在深情的一回眸中被大家领会了,书记说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充满了信息,而且口才斐然。[14]

    一些领导的话语尤其是公开言论,充满了虚伪的套话、无法兑现承诺、对群众的欺骗和愚弄。左小龙在晚会上号召赶走外地人时,一度引起亭林民众的热烈响应。苟书记走上台承诺说:“大力发展旅游业和餐饮业……将雕塑园改为野生动物园。但是,这些方面的经营权益,我们考虑只给本地的居民开放!”立刻引起了亭林人的热情支持,大家忘了赶走外地人这回事。但书记话锋一转:“当然,这只是一个研讨的阶段,但是你们放心,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还是优先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的。你们要相信政府。”[15]又不落把柄地将承诺的兑现推得遥遥无期。

    跟言语虚伪相应的是行事的欺上瞒下。为了捞取政绩,亭林的官员不惜瞒天过海引入污染企业。小说中这样描写镇长组织召开招商引资会议的情形:

    待筹备会议开完后,镇长又召集招商税务城建土地等部门秘密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的大致内容是:

    这次的招商大会一定要招来有大影响的企业,像这次的波波印刷厂一样,亭林镇一定要做大,做全国最大的项目,亚洲最大的项目。比如在厦门被停工的PX项目,就可以招到亭林镇嘛,有污染可以治理,没有污染就没有政绩,没有污染就没有进步,PX太显眼那就改个名字嘛,叫XP有什么不好么,人家还以为是做软件的么。在政策上,要宽松;在税收上,要在特殊的政策下再给予政策,吸引这些大公司过来……[16]

    为了应付上级不许地方政府自己搞工业园区的规定,镇长则提出了一个欺骗上级的办法:

    先做出一个工业园区,但因为现在上面不让自己搞工业园区了,那我们就暂时叫工业园地。

    要建工业园就得对镇上的老百姓进行拆迁,镇长这样讲解他的流氓手段:

    对于钉子户,要采取定点污染的办法,就是在他们的村旁边建设小型化工厂,风向和排污方向一定要面对这些钉子户,并且可以给这些化工厂在环境监测上给予放宽,因为他们是在为集体的利益服务,舍小局为大局。这样,撑不了一年,他们就会主动要求搬迁。但是搬迁过程中各位同志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农民们全部都搬迁到城里去,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外来务工人员就没有地方住了,我们要找一块最没有经济效益的土地,做成农民新村,就是说,把没有搬到镇上的农民全部都挪到这个村里……

    ……还有,在拆迁过程中,在黄花村找一个房子,不要拆掉,但人要搬掉,做成一个故居和文化遗址,以及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找个雕塑家,让他随便雕一个女人,就说是黄小花的雕像,再找一个作家,题几个字。在抓经济的同时,文化不能丢啊。[17]

    在镇长的这些讲话里,其明目张胆、显而易见的欺瞒蒙骗,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在弄虚作假上,亭林镇的领导显然也都是行家里手。在“波波杯”文艺晚会上,出版商路金波看上了镇花黄莹,苟书记心领神会,立刻让人颁给黄莹一个特别奖。结果黄莹唱完歌已经回家了。苟书记随即有一番表演:

    迎宾的音乐再次响起,观众们等了半天没见黄莹出场。场面稍显尴尬,路金波也是四下扫视。过来一个工作人员,在耳边对着路金波和书记说道:黄莹一唱完歌就走了。

    书记说:你妈在不在现场?

    工作人员道:在。

    书记说:让你妈上去,让主持人说这是黄莹的妈,她是来代领的,黄莹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了。

    工作人员忙点头称是,一溜小跑照办。

    书记对路金波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小妞不懂事。[18]

    这种明目张胆的欺瞒蒙骗在官场内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行规”,因为“他的领导就是这么说话的,”但问题是,类似的做法是否会引起一般老百姓的不满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苟书记的下一任新书记,在接待《国家地理》记者采访时,曾解释过单靠运用欺瞒蒙骗——噢,不对,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合理的剪裁方法,就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快乐感的需求。

    在描写亭林官员时,小说主要通过讽刺性模仿的手法,通过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发言,对他们的丑行进行了揭露。亭林镇领导在台下的真实个性和为人如何呢?小说没有直接的表现,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泥巴的父亲苟书记是《他的国》中着墨较多的亭林镇官员,甚至连泥巴都说他坏,不是好人。他的姓氏是一个连女儿都不愿意使用的姓氏,作者设置书记姓“苟”,显然寄寓了一种讽刺。

    大动物被吃光后,镇民到波波印刷厂外示威,不明真相的左小龙因看热闹被警察抓走。旁观的黄莹央求路金波帮忙说情。但是新来的派出所长一点也不给路金波的面子。小说对路金波的心理描写暴露了苟书记这样的官员和商人之间的秘密关联:“路金波感叹,这小政权一朝换了姓,以前打点的那些都白费了。”[19]泥巴在返回故乡时留给的左小龙的信中,也反映出苟书记的经济问题: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的身世。现在我告诉你。我的父亲,是这里上一任的书记,他死了。我不愿意和他一个姓,所以我跟了我妈妈姓,他死后,审计出一些问题,我们的账号全部被封了。我和妈妈的生活很艰难,妈妈决定离开这里回到她的家乡。[20]

    “上梁不正下梁歪”,甚至连看河的村委会大爷都学会了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这一套,很难说不是受苟书记这样的“上梁”的影响。大动物最开始出现时,曾掀起一股子在龙泉河抓龙虾的热潮,一些外地人也来凑热闹。开始时看守河流的村委会大爷不允许外地人下河,在收了两包香烟后,才允许外地人捕捞。村委会大爷的说法耐人寻味:

    这是一个讲道理的时代,你是讲道理的。但是,我负责看你有没有道理,而我们是不讲道理的。你去到哪里,都是这样的道理。[21]

    大爷的话反映出小而言之的吃拿卡要、大而言之的贪污腐败,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被当成合情合理的普遍存在、约定俗成。

    小说中还展现了苟书记生活的另一面,就是对于上级不遗余力的讨好。他为了巴结省委宣传部袁部长,请袁部长到亭林采风,非要把镇歌的署名权让给人家。在对待上级时他如此谦卑,在对待下级时,却又一副封建君主模样,说要大家一起游泳,不会游泳的也不敢说不游,都拼命地冲上来跟书记保持一致。结果整个领导班子都被电鱼的电死了。

    作为亭林镇一把手的苟书记,他的虚伪、无耻、贪渎、专横,应该说代表和反映了大多数亭林镇官员生存实况。

    在小说中有过出场的亭林官员,包括苟书记、镇长、派出所牛所长,以及新书记、新所长等人。苟书记和牛所长的姓氏,显然是意存讽刺的,也令人喷饭的,联想到亭林镇一度变异大动物横行的现状,不由得使人怀疑,小说是否想告诉我们亭林其实是一个畜生横行的世界。

    亭林镇领导招商引资,给亭林的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引进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变异的大鱼大虾。原来放黄歌跟左小龙吵架的杂货店店主,至此改行做了电鱼的,小说中虽然没有明说,但电死镇领导班子的很可能就是那小子。引进乌七八糟东西的人,最后因乌七八糟的东西所毁灭,这不就是对很多所谓“能吏”一方面政绩斐然、为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一方面又横征暴敛、贪污腐败,最后身败名裂的隐喻吗?

    亭林镇的商人们:缺乏主体意识的边缘存在

    在官员形象序列之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两个独特的有产者形象:饭店老板老板瞎子刘必芒和书商路金波。

    刘必芒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饭店老板,他是少数跟左小龙谈得拢的人之一,坚持传统的道德观,反对人们随波逐流、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做法。最后因为拒绝在自己的饭店里出卖变异大动物制成的菜肴,以至于饭店亏损,不得不贱价出卖,连老婆都离开了他。

    这个有产者的形象却又是悲剧性的,他是一个顽固的排外派,甚至不惜赔本给到饭店吃饭的本地人打折、是文艺演出现场唯一的一个坐软座、却支持左小龙赶走外地人倡议的人。他显然没有能力看清楚亭林镇所面临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刘必芒的瞎眼深刻地象征着他这一种类型的人,对于社会现实的盲目和无知。不过,刘必芒似乎也对自己的地位有一种自觉,他曾经开导参加演出不成的、对镇上诸事看不顺眼的左小龙说:“在时代里,你只是个旁观者”,[22]这又何尝不是他的自况。小说中有一段刘必芒送别左小龙场面的描写,象征性地隐喻了刘必芒这一类型人物的悲剧性:

    夏日的微风拂来,刘必芒的中式长袖在风里舞动,他一直向着门口挥了两分钟的手,直到左小龙的摩托车发动,刘必芒才意识到挥错了方向,他又转身朝左小龙的方向继续挥手。左小龙大声喊道:不要挥手了,你回去吧。

    这声音被掩盖在泥巴买的引擎的运转里,没有人能够听见。[23]

    小说中的书商路金波则基本上代表了一种与刘必芒完全相反的有产者形象。这个人从亭林社会现状中获益,娴熟地周旋于苟书记、镇长等亭林官员之间,为了尽可能地多赚钱,在亭林开设污染严重的造纸厂和印刷厂,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大胆追求亭林镇花黄莹。

    但实际上,他在本质上并不比刘必芒拥有更高的权势,他始终游走在权力的边缘,跟亭林官员其实貌合神离。大动物被吃光后,亭林人去印刷厂,要求印刷厂继续排放导致动物变异的污水,并未参与其中的左小龙无辜被捕。路金波因黄莹恳求上前说情,新来的派出所所长却一点也不买账。这时路金波感叹道:“这小政权一朝换了姓,以前打点的这些都白费了。”这一感叹暴露了商人跟官员之间的权钱交易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势利性。

    遭受盘剥的路金波对社会上的类似丑恶现象其实也深感不满。在波波印刷厂剪彩仪式上,作家郭敬明应邀前来担任嘉宾,获赠印刷厂印刷的第一本书《小时代》。郭敬明发现书的装订有点歪,于是问了一下路金波。路金波解释说:“不要紧,这时代本来就是歪的”。[24]这一细节暴露了他对他亭林“国”的真实态度。这个商人做着钻现有制度空子发财的勾当,但同时也是象征文化异端的变异大动物的始作俑者。

    理想主义者左小龙和他的朋友们

    左小龙无疑是《他的国》中塑造得最成功、也最让人难忘的一个角色。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小龙”其实就是中国年轻人的意思。那么这个中国年轻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左小龙的人生悲歌

    左小龙的工作是看守废弃的雕塑园,悠闲到可以另打一份工,但也没什么钱,住的房子是一踹直晃悠的简易房,房子里连空调都没法安,当然,他也用不起。他的房子里只有简单的家具,为了凑合电风扇的位置,不得不把床放在一个奇怪的位置。存钱买摩托车需要花他很长时间,为了修车不得不去做一份需要用屁股眼检测温度计质量的工作。每一次为了跟女孩子外出开房,也得花上一阵子时间攒钱。

    左小龙贫穷的原因是爱好自由,当地一般“有为”的年轻人都离开亭林去了大城市,但左小龙喜欢亭林,“左小龙觉得,他不能接受大城市。大城市虽然大,但容不下一台摩托车,小地方虽然小,但可以让你随意停。”[25]他热爱自由,以及雕塑园中的自由女神像、孙中山像和关公像。

    左小龙是个处男,小说中未见描写他跟女孩子发生过性关系。他处了包括泥巴在内的六个女朋友,一个也没有睡到,每一次他凑够了开房的钱,女孩子也都脱光了衣服,对方却跟他说自己恰好来例假。左小龙总是不忍心下辣手摧花。当他唯一一次想对黄莹霸王硬上弓时,黄莹的父母却在他的背后倏然出现,使得他的努力变成了闹剧。而且黄莹也告诉左小龙,他并不是霸王也没有弓,自己喜欢的是强有力的男人路金波。不是因为路金波有钱,而是因为路金波强大。

    左小龙一直是处男的一个原因是他太过善良。他“不似这个年龄的青年心思完全都在泡妞上,”不会使花花肠子坏心眼算计别人、也不会怀疑别人的欺诈。小说中写道:“左小龙还曾怨天尤人,但之后他已经服从了上天的安排,不再和命运做抗争,觉得这些都是上天暗示他要把第一次留给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这是多么可悲的想法,足以见得上天对他的伤害之深。”[26]左小龙跟泥巴睡了一夜,给泥巴当了一夜枕头,而且不欺暗室,也算是柳下惠一般的人物,但这个柳下惠又是活生生的有着真实欲望的柳下惠。小说不无诙谐地形容天亮后左小龙的心态:“在夜色里还算好,但到了白天更是下不了鸟。她对着你作画,你怎能对着她做爱。左小龙轻轻把泥巴的脑袋放到枕头上……”[27]

    陪着泥巴空睡了一晚上什么也没做,早上左小龙还想着“拿起摩托车钥匙,打算去镇上买点早饭给泥巴带回来。他被泥巴枕了一晚上的左手已经抬不起来了”。[28]实际上他一直很爱惜女孩子,当他跟泥巴骑摩托车外出时,总是把唯一的头盔让给泥巴。这使得泥巴产生了跟他永远在一起的念头。当他们在雕塑园里迷路时,尽管自己也有些茫然,左小龙还是装作镇定的样子安慰泥巴。当他们在路上遭遇蚊子大队人马时,他把自己的短袖脱下,给泥巴套在头上,生怕泥巴挨蚊子的咬。小萝莉泥巴在跟他在一起时,经常任性地耍小姐脾气,比如在议论应给抓到的大老鼠起什么名时。在那种情况下,左小龙从不跟她较真。当然,稍有恋爱经的读者,都明白一个事实,这样纯洁善良的男孩子,在恋爱竞技场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求偶过程中,他们还要不可避免地面临同性的竞争时。

    处男的身份尤其显示了左小龙的天真纯洁,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纯情少年形象。

    物质生活的匮乏、情感和性爱方面的空虚,以及对于理想人生状态的坚持,既是原因,又在很大程度成为结果,必然使他的人生跟周围的世界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对立关系。

    左小龙在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显然促使他越发倾向于怀疑和批判社会的不公正。左小龙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小说中特意交代说,他的“亲哥哥”是《光荣日》里的麦大麦。[29]跟麦大麦一样,左小龙其实也是一个富于反抗个性的年轻人,尽管比起动不动就要搞爆炸的麦大麦来,他的反抗形式要温柔得多,而且也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左小龙和泥巴骑车外出,遇到一个杂货店主放低俗歌曲。左小龙要求店主不要再放那首歌,以至引来警察干涉,在观众不予支持、警察不予理睬的情况下,左小龙想用发动机空转的声音压过CD唱机的声音,结果爆缸。

    左小龙很讨厌招商来的企业污染了本地的环境,不过他只能采取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他称之为“执法”,就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用石头砸坏工厂的玻璃。对于那些停放位置不正确的汽车、或者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汽车(如苟书记的车),他也用“执法”来对车主进行惩罚——把人家车的反光镜撞折过去。结果有一回失手把自己的中指撞到骨折。

    左小龙还是一个排外派,在文艺演出的现场,当众喊出了赶走外地人的口号,但三言两语被苟书记所驳倒,他很快从受众人响应的英雄跌落回一个默默无名的人。

    组织合唱团,以发出属于亭林人自己的声音,是左小龙对于社会进行反抗的最大的努力。左小龙从小就有一个理想,在合唱团里当指挥。他的这个理想源于童年的一段经历。小学时他曾经因为指甲剪得干净,被老师选作班级合唱团指挥,“他很不乐意,但是当他上台以后,指挥棒挥起,那边的人们歌声就响起,指挥棒落下,那里就寂静无声,没几下,左小龙就彻底爱上了指挥。”[30]

    左小龙的这种心理情结,能否理解成是爱出风头的个人英雄主义呢?事情当然不仅如此。在左小龙游说同事莫大帅参加合唱团时,更看重物质的莫大帅立刻本能地问:“有什么奖品?”左小龙说了这样一番话:“你想,我从小想做个指挥,合唱团指挥,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有地方,我们有这么大的地,可以训练,还能发展,还有这么多弟兄,平时做什么都听你的,我……我们就把这个雕塑园搞得像一个小的国家一样,说不定还能搞出个些什么产业来,我们就能赚到钱,当然,赚钱不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里不能只有野鸡野鸭啊,这里有多么好的土壤。”[31]从这一番话不难看出,除了自我展现与赚钱,左小龙更把合唱团看成一个跟其他人交流的空间、一个开创事业的平台,他觉得自己和大帅守候的大片土地,不应该“只有野鸡野鸭”之类的东西乱撞。

    左小龙是一个有主人翁意识的年轻人。在参加文艺演出问题上,左小龙显示出强烈的参与意识,他想在一个喧嚣的时代发出自己声音,尽管主办方并不拿他当一回事儿,不仅专横地拒绝了他的报名,而且还告诉他:“能做观众,已经是你的幸运。”但一直到“最后的时刻,他都没有放弃,他们三人练习了曲目,而且连后路都已经留下,实在不行,他就和大帅讲相声也得上。这是一个盛会,必须得赶上它,左小龙觉得,如果一开始做了观众,那么以后就一直是观众,如果一开始做了演员,那以后就一直是演员。”[32]小说中这样描写左小龙参与文艺演出的心态,他跟那些一门心思获奖赢钱的市侩群众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个夏天里,左小龙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所在。他找到刘必芒的时候,刘必芒再无包厢。左小龙把这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刘必芒,包括他的合唱团没有能够成功,最后他只做了观众。

    刘必芒说:在时代里,你只是个旁观者。

    左小龙说:我从小都看英雄人物的故事长大,我不想做一个观众。

    刘必芒说:做观众很好了,你看我,只能做个听众。[33]

    在黄莹的激励下,他决定外出增长见识,骑摩托车沿318国道游遍中国,结果没出镇就被交警扣了摩托车。

    对周游中国念头念念不舍的左小龙爬到电信大楼顶上,眺望318国道。结果被围观的人群所忽悠,人们不是误会他,就是想看他的热闹。左小龙愤恚交加,一时冲动,从电信大楼楼顶纵身跳了下来,咬断了舌头。在一个众人皆浊的时代,理想主义者之无法为群众所理解,实在无足为奇。

    左小龙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命运,既是他坚持理想,与周围浑浊的世界格格不入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特异性格缺点的结果。

    小说开头说到他听说汽油要涨价,去加油站将油箱加满,结果后来是柴油涨价,因此觉得郁闷,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做大事的人,不应该去贪图这些小便宜”。[34]尽管左小龙未参与对大动物的竭泽而渔的捕杀,但从加油这件事情看,他的唯利是图跟亭林镇的其他人相比,可能只是程度的不同。

    左小龙“是那么喜欢摩托车,因为他觉得那是男人力量的延伸。我相信如果枪支开放,他一定拥有一支。因为那同样是力量的延伸。”[35]他的这种必须有摩托车才肯去看女朋友的心态,一方面显示了他的缺乏自信、爱慕虚荣,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在意识深处对拜金主义的认同。

    他的丢石头砸工厂玻璃、撞折反射镜的做法,虽然是一种反抗,但未免不正大光明,实际上是在回避正面冲突,是一种懦弱的曲折反映。

    懦弱、拜金主义、唯利是图,这的确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最大的三个心理问题。左小龙的缺点是具有悲剧性的,他是亭林镇的一员,从小就生活在亭林镇和亭林文化中间,他没有机会选择接受其他类型的文化,他试图超越先天文化缺陷的种种努力,也因之不断流产。

    《他的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草根青年左小龙的形象,左小龙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中演绎了一曲哭过了笑、笑过了哭的人生悲歌。小说通过他的人生经历,真实地展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人在一个物欲横流、贪污腐败横行、贫富差距巨大,而民众又尚未完全觉悟的社会中的精神迷茫和生活困境。

    曾有人这样评价左小龙说:“拒绝向世界投降一意孤行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固执的左小龙终究一事无成,连走出小镇都不能,连不想跳楼自杀都不能。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左小龙在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摩托车转了个弯,不再勇往直前而是驶向了爱他的泥巴那里。也许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国’。”[36]

    在某种程度上,亭林镇的左小龙就是当代的中国青年的映像。左小龙的优点和缺点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青年的身上。左小龙所遭遇和耳闻目睹的那些貌似走板慌腔的事情,每天都在以各种不同的版本在这些中国青年的身上或身边不断地上演着。

    无法发声的底层民众

    左小龙、莫大帅和尔一,共同构成底层那些无法表达自己的民众群像。左小龙要组织亭林老百姓自己的合唱团,其成员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同事莫大帅(意为“不大帅”),这人“安于现实,不思进取,害怕生活的改变,不会有太大的出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他的名。但好在他姓莫。左小龙很对大帅的毫无野心非常的喜欢和放心,和这样的人合作,也不会担心有一天人家篡权夺位。”尽管也许并非有意背叛,但莫大帅最后选择了加入亭林镇官方的合唱团。莫大帅象征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左小龙,一个在桀骜不驯言行外表下隐藏的性格和平、渴望妥协的左小龙。莫大帅在小说末尾加入官方合唱团,选择了接受官方合唱团的招安,甚至也是跟左小龙保持一致的。左小龙在故事最后因跳楼咬断了舌头,从此也不能再发出自己的声音。莫大帅爱好和平、容易妥协的性格,也是众多善良的亭林底层老百姓所具有的典型性格。

    另外一个成员是哑巴小学生尔一,“尔一”显然是从“你”字化来,象征的也是亭林那些无力为自己声辩的芸芸大众。左小龙第一次看到尔一时,让尔一写下自己的名字。“左小龙一看大喜,拍着纸说,你看你看,……你叫尔一,我叫左小龙,我们两个连名字都差不多,这样,你就是我左小龙的弟弟了。”[37]

    左小龙的说法确实是有点古怪的,结果搞得在一边看热闹的大帅费解了半天。其实,尔一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你”,左小龙的“左”在草写时也类似于“你”。而且,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左小龙从楼上跳下来时,咬断了舌头,和尔一同样变成了哑巴。在某种程度上,尔一不能说话、左小龙不被允许参加文艺演出,最终变成了哑巴,都成为不具备完整人格权力的残缺的“你”,他们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中国民众中的一份子,所以他们的名字才是“差不多”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解释有些牵强。不过用姓名影射现实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譬如《红楼梦》中贾家对曹家的映射,譬如《药》中华家对于中国人的映射,夏瑜对于秋瑾和中国革命党人的映射,也譬如《秦腔》中夏家对于中国人的映射,此外“秦腔”的“秦”、“清风镇”的“清”不都是中国的别称吗?所以《他的国》中有类似的影射,是一点也不稀奇的。如果深入点说,实际上左小龙姓左,也暗示了这个人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底层立场,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左小龙的雕塑园里有孙中山像、有自由女神像,他又“姓左”岂非自相矛盾?是挺矛盾的,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现实。“他的国”当下的现实是:基本上同时承受向左和向右的弊端,但却基本上没摊到任何方向所能给予的好处。用右派的法治实现左派的公平正义,我想,这是左小龙心中的真实诉求,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民心所向、福祉所在。

    尔一被左小龙称为弟弟,而小说中也曾交代麦大麦是左小龙的亲哥哥。至此麦大麦是左小龙的哥哥,却跟他不同姓得到了解释——虽非同父母,却是命运相同的阶级弟兄。

    微言大义的象征意象

    在《他的国》里面,有一些独特的象征意象,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雕塑园和园中的雕像

    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左小龙看护的雕塑园和园中的塑像。左小龙和泥巴在雕塑园的荒草中迷路时,带着龙猫遇见了喜欢龙猫的萤火虫。泥巴说他们是一对,而左小龙则感慨说,有些人只能在一个地方才能在一起,在别的地方就会分开。泥巴听出言外之意,不由泪流满面,要小龙不管到哪里都要带着她。小龙遂说出自己的心声:

    左小龙说:我会留在这里的,我在这里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我要把这里变成我熟悉的喜欢的样子。我带你走也只是从这头走到那头。[38]

    对于左小龙来说,他所守护的雕塑园,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工作场所,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尽管对前途感到茫然,左小龙还是决心留在雕塑园、留在亭林,为改变他所热爱着的这片土地而努力奋斗。

    雕塑园里的众多塑像,包括关公像、孔子像、自由女神像、孙中山像等,其中孙中山像和自由女神像的出场是最值得注意的。小龙带着泥巴在雕塑园里转悠,本来想找关公像给泥巴看,但没有找到,这似乎象征着亭林镇中忠诚、正义的不复存在。后来两人走累,停了下来,左小龙无意中在草丛中发现一个被打碎脑袋的雕像,拼凑后发现原来是孙中山的头像。[39]为什么被砸碎的是孙中山的头像呢,这个情节设置是耐人寻味的。

    而泥巴则在孙中山头像旁边发现一个微型的天安门城楼雕像,上面甚至有清楚的毛主席头像,最有意思的是城楼里蹲着一个变异了的大老鼠,极其肥硕。[40]

    自由女神像的出场也给人留下一种鬼祟的感觉。话说他们离开孙中山雕像和天安门雕像后,却在雕塑园里迷了路。此时此刻,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一个残缺的自由女神杵在他们的远方,无论怎么走,他们都只能看见自由女神的大屁股。左小龙一度以这个雕像为参考,想着只要远离她,一定就能走出来,但无奈他们似乎一直在原地绕圈”,左小龙“在慌乱中发现,原来这具自由女神的五官还没有雕刻上去。她的脸只是一个球面,但是这球面却仿佛有表情,他明显感觉,自由女神向着他笑,并且是嘲笑”。[41]迷途中的左小龙和泥巴,追寻着自由女神的方向,但却始终无法走到自由女神的身边,也无法在她的指引下走出迷途。这是否是因为“自由女神的五官还没有雕刻上去”,所以相应的,她也就不具有指引方向的神力呢?小说的结尾,伴随着大帅被招安、小龙变成哑巴,雕塑园被毁,自由女神像也被机器砸得粉碎。

    美好的理想总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败涂地,看似单纯天真的左小龙却不经意中总结出这一切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亭林镇,“你哪有地。哪有属于你的家,哪有属于你的地。”[42]

    亭林镇的变异大动物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象是亭林镇的变异大动物。亭林镇首先一度是一个变异的大动物——畜生横行的世界。甚至在雕塑园里被砸碎的孙中山像旁的微型天安门里也藏着一只大老鼠。大老鼠的形象不禁让我们想起《诗经》里的硕鼠,作者安排这样一个大老鼠的形象,在此时此地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无心。苟书记、牛所长等官员虽然属于人类,但是他们的姓却让人想起非人类。

    大动物除了被用于讽刺某些邪恶的力量,同时也是文化异端的象征。印刷厂是印书的,“人们分析,虽然原材料够毒,但书不够毒也无法制造出让基因变异的废水来”。[43]“够毒”知识造成了异端的大动物,但是人们在书记的号召下发展旅游、餐饮,一心发财,把所有的异端动物都吃掉了。后来国家地理的记者来找大动物,悬赏一只20万美金,“镇上大部分人都在抽自己的嘴巴。……得出的结论是——我吃了三千多万美元啊,两亿人民币啊。”[44]

    但是亭林人到处剜门盗洞却找不到一个变异的动物。在寻找大动物的人群中,“左小龙向着自由女神像奔去。他费了大力气爬到了自由女神的肩膀上。……只见满雕塑园都散落着撅起的屁股,大家都在寻找,大家都在后悔。大家都想改善生活。”[45]急功近利、不肯容纳、保护异端动物的亭林人,对自由女神视而不见,终于还是无法发财。至此,我们不难想象,异端的大动物所象征的事物可能是哪些东西。

    自然,异端的大动物显然不仅仅象征的是韩寒的《毒》所代表的那些反传统、反体制的某一类事物,而是象征了在最近的这些年代里,亭林镇重商主义风潮下所产生、所带来的一切进步和消极的因素。

    只要亭林旧的文化不被消灭、亭林社会不发生根本的改变,早晚还会出现更毒的工业废水,异端的大动物还会再次出现,直到吞没旧有的亭林镇。

    作者对未来期望象征性地被寄托在雕塑园中的萤火虫和龙猫身上。当左小龙和泥巴在雕塑园中迷路时,黑暗中,一只萤火虫来到他们身边,借着萤火虫的亮光,他们终于摸到龙泉河旁边,走出了荒园。

    当他们坐在钓鱼只要正常大小鱼的老伯的船上,快返回镇上时,“萤火虫突然腾空而起,发出炫目亮光,和远方的灯火对峙着,龙猫也探出头来,站直了身体。”萤火虫属于象征精神家园的雕塑园,不能习惯于镇上的人造灯火,“不再发出白色的光芒,围绕着龙猫和泥巴飞了一圈,暗淡地向雕塑园飞去”。[46]这里,作者说得已经很明白,萤火虫不能去镇上的原因,是因为它所代表的真正的光明跟镇上的人造光明是不能并立的。

    在小说的结尾,在寻找泥巴路上的左小龙,再次被象征光明的萤火虫所追逐,最后带上萤火虫一起出发去寻找泥巴,值得注意的是左小龙说了这样的话:“我帮你把龙猫找回来……你能发光,你应该飞在我的前面”。[47]

    “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独立”

    真实版的出版人路金波在评价《他的国》时,认为该书标志着韩寒写作的进一步成熟,证据之一就是该书开始脱离写自己:“《他的国》也是令韩寒个人比较满意的一本书。在我看来,这部书对韩寒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突破。以前,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写自己,写出‘耍酷’的主人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男一号’在全书中占的比例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已经大大降低了。”[48]

    这种看法,指出了韩寒《他的国》在试图突破“自传性”——其实自传性并不一定一定就是缺点,卡夫卡的作品自传性也很强——文体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尽管这本书试图跳出自身生活的小圈子,把眼光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但实际上,在隐喻的层次上,仍旧跟韩寒个人个人遭际和情感体验有某种对应。

    爱情与“政治”

    左小龙在黄莹和泥巴两个姑娘之间爱情的摇摆,也耐人寻味的。小说中这样描写左小龙对两个姑娘的情感矛盾:“左小龙深刻地想到,莫非是因为泥巴喜欢我,所以我才不喜欢她,而黄莹不喜欢我,所以我喜欢她,那我是多么可悲的东西。但左小龙突然更深刻地想到,莫非是因为我不喜欢泥巴,所以泥巴才喜欢我,而某个男的喜欢泥巴,所以泥巴才不喜欢他?”[49]以至于小龙甚至决定“以后在自己见黄莹前后都要见泥巴,第一次是创造信心,第二次是恢复信心”。[50]

    我们知道,概括而言,男女两性的情感吸引,一般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格同类相亲型,一种是人格异类互补型。人们一方面因容易产生安全感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另一方面因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崇拜那些和自己不同类型的人。故作狂野的左小龙内心深处的单纯和诚挚,正是同样单纯和真挚的泥巴喜欢他的原因。而左小龙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自信,则鼓动他试图亲近与他类型不同、外向成熟的黄莹。在泥巴面前,左小龙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主动,而黄莹面前,左小龙却表现得十分害羞,有时甚至“没敢看黄莹,视线只敢在黄莹人形的上下左右飘忽。”[51]黄莹在他面前非常挥洒自如,有一种巾帼女子或者女强人的霸气和强势,这一种成熟的女人味儿恰是少女泥巴所不具有的。实际上还很青涩的左小龙所以对黄莹着迷的正是因为她的这种气质。

    但左小龙对泥巴和黄莹情感的摇摆,又不仅仅限于女性吸引力强弱的问题。黄莹是一个相貌出众、才艺过人、大胆泼辣、敢爱敢恨、有自己思想的姑娘。在参加文艺演出的歌曲问题上,有评委提示她必须弘扬主旋律,才有可能获奖。但“黄莹说道:老娘才不从呢。我一直给他们卖艺的,让我唱这么恶心的歌,还不如让老娘去卖身呢。”[52]听得左小龙心惊肉跳。其实左小龙也许并没意识到,他尽管也喜欢黄莹的漂亮,但是在内心深处真正对黄莹的崇拜则是黄莹与他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同,同时又胜过他的地方。他们都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左小龙的反抗相对而言是内敛而胆怯的——比如偷偷地砸工厂玻璃、撞歪反光镜等等,而黄莹则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敢于公然地反抗所谓的领导们。在文艺演出现场,她唱完歌立刻就走,甚至对后面可能颁发给自己的奖项不理不睬。

    貌美而泼辣的黄莹,虽然也跟官员们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她敢于大胆地表达自己意见、敢于拒绝无原则地与官员合作、追求爱情,这样一种坦荡的精神和审美趣味,深深地打动了左小龙的心,左小龙固然爱慕黄莹的漂亮泼辣,更崇拜仰慕她个性中的这种精神,因而无可救药地迷恋着黄莹。

    对于漂亮而且单纯的泥巴,尽管左小龙最初虽然并不知道她的父亲是镇上的苟书记,但还是出于某种直觉无法接受泥巴,除了是因为就像左小龙自己反思的那样,人们的确经常会对仰慕自己的异性缺乏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因出身不同所发展出来的气质差异,使得左小龙下意识地无法认同泥巴。

    在小说中,黄莹先后拒绝了左小龙邀请她加入合唱团、强奸形式的示爱,明确地告诉小龙,她更喜欢强有力的男人。沮丧的左小龙选择了极端的出走,并在人们的忽悠声中半被动半主动地跳下了电信大楼,可见黄莹对他的伤害是不小的。对黄莹追求的失败,象征着左小龙与书记之女泥巴保持距离、走民间路线的失败。

    而当左小龙从医院回到雕塑园,从泥巴留下的信中知道了泥巴已经不再是腐败官员家属的身份,他就骑上摩托去找泥巴,这一次在诸多合力的作用下,再没有什么犹豫。

    拒绝被“招安”

    我们当然不能绝对化地把左小龙跟韩寒划等号,但两个人确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左小龙除了籍贯、喜欢车,跟韩寒有交叉点,甚至连发型都跟韩寒一样是长款的。由于韩寒对自己保护得非常好,对自己的家人、朋友保护得非常好,我们从现有资料中无法臆测泥巴、黄莹是否也是一种象征或影射,在现实生活中实有其人,或至少在某些人身上有某些故事的影子。尽管如此,黄莹的大姐姐气质还是让人觉得有点神似徐静蕾。

    从2005年9月在新浪网开通博客开始,韩寒在参加赛车比赛、小说创作之余,不断地以自己的博客为阵地,进行了大量的杂文创作,以其飞扬的文采和激烈的立场备受瞩目。其间先后与文艺评论家白烨等人、先锋诗人沈浩波等人爆发激烈的口水战,并对现代诗的价值、作协存废、封杀莎朗斯通、爱国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备受争议的评论。在这一过程中,众多网友、青年和媒体人士对韩寒的观点予以肯定支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表现出对韩寒的不屑。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两种对韩寒批评,一个是指责他故作惊人之语,目的只在炒作,一个是指责他貌似激进,其实善打太极,总是避开敏感问题,就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发表意见——言下之意希望韩寒能勇做炮灰。人们对于韩寒的这些批评,无疑不会对韩寒毫无影响。亭林人对左小龙组织合唱团等为大众谋利努力的冷淡,尤其是当左小龙在电信大楼顶上眺望318国道时表现出的缺乏理解,显然反映了具有一定超前思想的作家,在冷漠、猜忌的中国社会所感受到的孤独感、寂寞感。

    2007年时与韩寒有关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是韩寒和李宇春拒绝中国文联有关领导伸出的橄榄枝,表示不会加入文联。就在同一年,郭敬明等一批“80后”作家,却在老作家王蒙、学者陈晓明等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作协,而此前盛传韩寒和郭敬明都要加入作协。

    韩寒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对文联、作协一类文化组织持批判意见。韩寒曾在博文《幸亏没入作协》等文章中对作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讽刺,更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直接表明了自己对加入作协的立场:“我的立场一如既往,我绝不加入作协,打死我也不干。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独立,绝不能被组织左右。”[53]甚至戏言说如果当上作协主席,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解散作协。言辞之过于激烈,以至于招致了众多体制内作家的反弹。河北作协主席谈歌声言:“要是我当韩寒他爹,那下一秒就把他打死”。[54]

    拒绝作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朝廷招安”的拒绝。通过《他的国》,韩寒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再一次坚决地重申了自己对一些他所不喜欢的世界的拒绝和不合作态度。

    韩寒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民间资本的力量经营其事业,主要依靠青年(青年作为尚未获得既得利益的阶层本身就有某种草根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体制外草根阶层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文化界的明星。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几乎从未得到过体制内力量的支持,实际上由于他具有某种游离于体制的趋向,体制内的某些力量在实际上一直以各种方式对他这样的草根明星进行打压。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群众基础大部分在民间,而韩寒也一贯以另立山头的山寨文化对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进行批判赢得年轻人的拥护,加入作协、文艺家联合会这类准官方组织,使自己从啸聚的好汉,摇身一变成为朝廷的官人,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从此使得他的发言变得不伦不类、备受掣肘,也有背叛群众的嫌疑,甚至可能削弱他们的群众基础。

    不过这只是我们局外人,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对这些往事进行的评析,韩寒的想法也许极为简单:他只是不想像“波波杯”文艺演出中的先锋诗人那样“听话”,他只是不想把自己降低到小孩子水平唱修改过的《国际歌》,或者表演其他庸俗无聊的节目。他只想写自己的书、说自己的话,就像左小龙想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以发出亭林人自己声音的合唱团一样。

    说到合唱团不能不顺便提到《他的国》中的合唱团,和韩寒2005年年底加盟环球唱片·天韵文化,在该公司旗下,韩寒曾经发行过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寒·十八禁》以及其他一些音乐作品。尽管韩寒的音乐并未像他的小说和杂文那样引起更多的注意,但无疑进一步增强了他在文化界的影响,进一步让他明星作家的形象璀璨夺目起来。《他的国》中让左小龙组织合唱团的念头显然和韩寒的这一段经历有关。

    从《他的国》中左小龙组织属于自己的合唱团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我们也隐约地触摸到作者韩寒在现实世界所感受到的种种压力。韩寒所感受到的外界压力,以及在这些压力基础上所产生的孤独感、无力感和愤慨,我们从一贯笑傲江湖的韩寒的公开言行中,是几乎看不到的,但这些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韩寒的作品。

    韩寒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评论王小波的一段话,可以成为韩寒这些感受的注脚:“想起王小波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王小波生前写了那么多文字,苦口婆心讲道理说常识。后来他死了,人们才假装发现了他作品的价值,觉得他写得不错,是个优秀的作家。如果王小波没有死,到今天的话,他在人们口中应该算是那种一天到晚炒作的人吧。炒作和冒着一定的风险发表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也是非常好分辨的。只可惜,大家似乎都分辨不了。”[55]

    节选自夏国祥、郭小兔:《韩寒的奋斗》

    [1]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7页。

    [2]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0页。

    [3]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6页。

    [4]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6页。

    [5]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8页。

    [6]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8页。

    [7]石康:《石康说<他的国>》,腾讯读书频道2009年6月2日,http://book.qq.com/a/20090602/000030.htm

    [8]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3页。

    [9]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58页。

    [10]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1、62页。

    [11]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2页。

    [12]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1页。

    [13]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12页。

    [14]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2-63页。

    [15]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50页。

    [16]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4页。

    [17]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4-65页。

    [18]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53页。

    [19]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73页。

    [20]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10页。

    [21]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96页。

    [22]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4页。

    [23]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95页。

    [24]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7页。

    [25]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页。

    [26]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8页。

    [27]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9页。

    [28]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9页。

    [29]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4页。

    [30]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5页。

    [31]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6页。

    [32]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7页。

    [33]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4页。

    [34]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页。

    [35]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页。

    [36]张守涛:《梦想成为“国王”——读韩寒<他的国>有感》,《新侨报》2010年5月6日。

    [37]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9页。

    [38]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0页。

    [39]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99页。

    [40]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00—102页。

    [41]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04—107页。

    [42]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4页。

    [43]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8页。

    [44]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7页。

    [45]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7页。

    [46]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2页。

    [47]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13页。

    [48]路金波:《<他的国>:韩寒成为真正作家之作》,《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2月25日。

    [49]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0页。

    [50]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7页。

    [51]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28页。

    [52]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0页。

    [53]张英、张怡薇:《韩寒:绝不加入作协》,《南方周末》2007年11月7日。

    [54]谭晓娟:《遭河南作协主席写博斥无耻韩寒:你比我低级》,《天府早报》2008年9月22日。

    [55]张英、张怡薇:《韩寒:绝不加入作协》,《南方周末》200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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