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2.2018
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我们可以学习苏格拉底那颗永不停息索问的心，思考，临近死亡也在思考，当然也有另一种人生。前几天简书看到一个女孩，在三线城市，每晚喝60多元的红酒，下班在出租屋里面看电视，不看到憋不住，不离开座位。干得不开心就离职，怎么舒服怎么过，没有压力。
有人说她的惬意是有人在为她负重前行，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结婚不结婚，我以为总要有个小目标，一点小压力，一份责任，证明我们真实活着吧，除了有口气，还要有丝毫价值吧，哪怕生育你的父母，还有她的健康，简单说有个健康的习惯，健康的爱好，活得有生气。）
《知识分子的不幸》
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母亲很伟大，母亲在教育中的位置很重要，女性偏感性，容易动情，消费也更冲动，我们是商家广告的主体，我们也是社会文艺题材的主要角色。
一个电视剧里面可以没有一个男人，一群女人，哪怕三个女人纳鞋底闲谈，或者两个女人隔空晾被子聊天，亦或者一个女人坐在床边数泪自然自语，都是一场戏。
而男人的世界就没有这么丰富了，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故事，有是非，有八卦，有热闹，而女人也永远活在爱你。谈及爱的人，唾沫飞扬，男人要事业证明成就感，女人要爱滋润，没有爱，女人就如同花朵凋谢。）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经历过奥威尔1984类似年代的人，似乎别的年代的人活得更累，他们背负伤痛，负重前行，见识死亡、不公、荒谬，哪怕在一个正常的年代，扭曲受伤的心也难以缝补，看问题感性，忧伤，最难得的卓别林类似的喜剧电影，流着泪笑，笑着流泪。）
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
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
（狂信有个分界线，违背人伦，自然规律，凌驾于普通生命的基础上的信仰，这个有些可怕，也虚幻，除非不危害他人，自我消化，做佛系男女无可厚非。
以更多人的利益为中心，临死不屈的革命党人士，救人的英雄，消防官兵、保护法官同事的狱警，你说他傻，不值得，我想这是出于人性本能的善因子，探讨价值问题，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狂信在正确的事情面前就是坚定的信仰，在错误的事情面前就是不理智偏执。当然如果跟朋友讨论这类问题，答案大多都是很理智的，毕竟我们遇到的还都是小牺牲，更多人的利益还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基本不能接触。
理智偏执，还得看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圈子，接触的事件大小。）
最近有些不在状态，抱着钦佩的心态看了张爱玲和王小波的作品，偶然看到对他们持批判态度的评论文章，让我想到看余秋雨散文过程中，正好也看到了余秋雨的黑历史，百般不是滋味。
似乎我之前的一腔热情，有多傻，看问题太片面，就如此文谈到的偏执的信任。有种有益细菌与有害细菌做斗争的感觉，那就继续斗吧，直到我理清思路，明白前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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