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0日， 老伴的眼睛出现接连多日的视觉模糊、上眼睑时不时的胀痛等症状，我们再次又产生了心神不安。遂与合肥的儿子联系，约定当日下午三人一道前往了安医大二附院门诊部，挂了专家号找到了前期一直给她治疗的老医生一一许育新副主任。
经许主任查看电脑资料、当面问诊、镜前察看眼球，结合视力、眼压(40)及安排抽血的检查指标，当即决定须继续住院，进一步检查准备再次手术。
我和儿子拿着《住院通知单》，急匆匆地赶到住院部③楼13 F的护士服务台，出示通知单并要求立即住院。负责接待的护士了解情况后，很抱歉地向我们解释“病人较多，床位紧张”等相关的事宜，唯一釆取“先登记后预约”的办法。针对护士的这种答复，我和儿子面面相觑。然而，尽管我们提出年龄较大、居家路远、体虚力弱等诸多不便的困难，但这些在她们面前都不是事。只好无赖地留给了她们的电话号码，回家坐等她们的住院通知。
离开了住院部，己是下午五点多了。是住在儿子家还是回老家？考虑到不知哪天能入院治疗，最终还是选择了回老家比较适宜、堪比现实。坐上儿子的面包车，出发时绕道儿子的家，停下车看一看一对活泼可爱的孙女与孙子，遂上了合铜黄的高速公路，大约一小时四十分钟左右回到了家中 (儿子稍作休息后又开车返回了)。剩下的便是我们呆在家中，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等待。
5月 22日的上午九点多，正在家中的我忽然接到了儿子的来电，说住院部的护士电话告诉了他，已经有了床位下午可以去报到入住。我和老伴匆忙收拾了屋子，置备了一些必要的行礼，马不停蹄地搭上了横埠的公交车，到站后再转乘到合肥方向的客车。顾不上沿途的劳顿及一路颠簸，随车子进入了合肥汽车南站。下车后十分钟左右，远远地看见儿子的面包车也赶到了站前，于是，我们急速的驱身前移一头钻进了车内，朝着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疾驰。
走进了安医大附二院住院部13 F，己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按照护士的安排，我们从楼上到楼下直至地下室，办理了缴费、出入门卡、病房序号及陪护床位，终于如释重负般静下了心来。傍晚，下班后的儿媳闻讯后顾不上回家，买来了水果等一些营养品，坐在老伴的床前问长问短，安慰她消除私心杂念，努力配合医生做好积极的治疗工作。那天夜里，我们几乎睡了一个踏实觉。
翌日清晨，值班护士悄悄地来到了老伴的床前，随着轻柔细腻的一声“抽血”，将我和老伴同时从梦中唤醒。老伴按照护士的要求和方法，伸直了胳膊配合她们完成了一连串的抽血动作。随及，我们先后洗漱结束吃完了早餐，又走出了病房接受新一轮的检查。
新一轮的检查名目繁多，大体有彩超、心电图、胸部CT、视野、验光、 眼压、房角、青光眼电生理、角膜厚度、红膜周边等那些说不清的项目。这些项目散布在医院的不同的楼号、座落在不同的楼层。为了弄清每个检查项目的具体位置，我们只有通过询问知情人、看门牌字号和观察墙上示意图等方式，穿梭又往返于楼层与楼层、科室与科室之间。每找到一个项目检查窗口时，必须通过排队、登记取出顺序号、坐在排椅上等侯广播叫号等等，最终才能进入诊室接受对应的体检。正在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侯，儿子已从家中赶来了，缓解了我们一时难以分身的问题。待所有的项目全部检查完毕时，此时的我们几近晕头转向颇感精疲力竭。回到病床时落坐在凳子上，觉得身子有点沉重，迟迟地懒得起身。
快到午餐的饭点，儿子有事需要回家，临行前再次与我们述说他须短日的出差。我满口答应单位工作要紧，这种小手术估计不会有所大碍。当时虽然我不假思索地答复了他，但心里还是有点惴惴不安，毕竟老伴的身体有点与众不同。好在儿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当即告诉我老伴手术时让儿媳前来护理。听到了此话时心里平静了许多，也是我那个时候的期待。
老伴手术前除做好各项体检外，必须将居高不下的眼压降为正常值。于是从5月22日下午开始，主治医生和护士轮番为她吊甘露醇溶液，口服相关的降眼压药物。直至5月25日的上午，眼压才回归到正常的趋间。接着，一名叫梁坤的主治医生将我和老伴叫到办公室，案前摆上一幅眼球的截面图，针对老伴的病因讲述这次手术的流程，其专业名称叫“青光眼引流阀”手术。我哪里知道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只有顺从他的说法一路哼哼予以答应。
刚走出医生办公室，出差在北京的儿子打来了电话，询问老伴手术的具体时间。我顺势回复医生的决定，时间在5月25日的上午十点左右。获悉情况后的儿子，转瞬电告了在合肥工作的儿媳。
傍晚时分，儿媳乘下班之际再次来到了老伴的床前，详细询问了医院的情况及老伴的具体问题。再次劝慰她放下包袱消除思想顾虑。同时又告诉我们，她已经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决定老伴手术时准点赶来陪护。
5月 26日上午9点55分，老伴在医生、服务人员的安排下，走进了楼下三层的手术室。我和儿媳呆在手术门前的候室厅，忽站忽坐且耐心地等候。此时侯室厅内挤满了为数众多的患者家属， 他(她)有的愁眉不展，有的谈笑风生，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踽踽独行，也有的泣不成声。但大多是坐在排椅上，打开手机努力并尽快驱散这难熬的时光。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老伴还没有离开手术室。较之上一次只有四十几分钟的手术时间，我有点急了，下意识地从坐椅上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在室内来回踱步。脑子里也萌生了许多的疑问，但顷刻又流云般散尽了。旋即又坐在排椅上，朝着手术室的出口不住地张望。快到十一点五十分钟，老伴终于被工作人员推出了手术室。儿媳迅即从椅子上爬起，迎上前双手接过工作人员的扶手，握紧把柄小心翼翼地推着老伴走出了侯室厅，缓慢地行进在室外的走廊上。此时的我尾随在她们身后，看着婆媳俩滑动在这特殊走道上的身影，一种难之言表的思绪便油然而生。
5月27日上午八点多， 一天一次的医生查房开始了。他们来到了老伴的病床前，看见她眼睑及角膜充血红肿，泪液中并伴有轻微血丝流出。针对这一现象，曾负责给她手术的医生刘贺婷与主任商定，在眼球处安放一片“绷带镜”，旨在防止此种情况继续出现。现在，她的症状一天比一天有所好转，医生说明天可以出院了。
佛说，“人生的幸福，不在于富足，而在于知足”，这大概也是我们想要的吧。
注: 2020年5月29日写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③楼13F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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