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栽大木拄长天”【杨昌济】

第六章第十节

“欲栽大木拄长天”【杨昌济】

杨昌济（1871—1920），字怀中，号华生。长沙县人。其祖父杨万英为“邑庠生”，父亲杨书祥为“例贡生”，都长期在家乡当塾师。杨氏在十四岁以前，一直在父亲指导下进行学习。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宋明理学和曾国藩著作。1884年，父亲逝世之后，他继续求师问道，并认真进行自学，于1889年考上秀才。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不得不一边教私塾，一边准备举业，并参加过几次乡试，想考上个举人，但都未能如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及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使杨昌济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开始看到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用心，看到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因而激发了满腔的爱国主义热忱，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图存”（《杨昌济集·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所以，当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以后，他便投身于湖南的革新运动。当时，正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杨昌济，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的南学会和不缠足会，并经常出席南学会举办的讲演会。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死难，给杨昌济以深刻的刺激。他从这次失败中总结教训，认识到光靠上层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图强，是难以成功的。要使变法成功，就必须依靠“小民”的力量，使“民智大开”。怎样才能开民智呢？他认为必用“世界之知识”以“指导社会”（《杨昌济集·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即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1903年春天，他便离乡别井，踏上向西方学习的征途，出国留学。

一、出国留学，寻求世界之知识

1903年4月，杨昌济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普通科学制三年，主要是学习日本语言文字及中小学课程。毕业后便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修业期限为四年。1908年，杨昌济的好友杨毓麟充任清政府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的秘书，与蒯同行的还有章士钊。杨、章向蒯介绍了杨昌济的人品和学问，于是蒯光典便调他赴欧洲留学。杨昌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没有结业，便于1909年农历三月来到英国，并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学习。阿伯丁大学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教育也是最先进的。这里，不仅有先进的教学方法，即该校于1902年就以“讨论课和启发式教学”取代了有二百六十年历史的老的苏格兰式的做报告记笔记的教学方式，而且有一批在学术上处于世界最前沿的教授。杨昌济在此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了解了世界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1912年上半年他从阿伯丁大学毕业，接着又到德国考察教育九个月，于1913年春回到阔别了十年的祖国。

杨昌济回国后的前五年，是在湖南工作的。因为他出国留学经费是湖南省资助的，按规定回国后至少要为本省服务五年。当他回到湖南之后，政局并不安宁，“二次革命”的失败，使他更加感到失望。所以当都督谭延闿邀请他出任湖南教育司司长时，他坚辞不就。他怀着“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高尚理想，愿作一位为祖国培养“大木”的辛勤园丁。因此，从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或同时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和第一中学任教，讲授哲学、伦理学（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关心政治，反对袁世凯独裁称帝的种种阴谋活动，抗议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他继续深入钻研中外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撰写了大量论文和讲义，翻译了许多外文著作。他编译的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种：

《教育学讲义》，编于1914年。此讲义有以下特点：其一，叙论中简要介绍了18世纪的教育万能说和19世纪的教育不可能说，并且分别评析了这两种观点的利弊，从而得出了教育虽然不是万能，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教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很大力量的结论。其二，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教育当养成于必要之时牺牲自己利益之精神，又不可不养成有确信、有主张的人，不可不养成有公共心的个人主义之人。”（《杨昌济集·教育学讲义》）这一主张与杨昌济一贯主张的个性解放思想是一致的。杨昌济提出的“有公共心的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值得注意，表明他期望用“公共心”限制“个人主义”，使个人主义不至走向极端，既使个人的权利、自由受到尊重，同时，在必要时能够为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其三，强调德、智、体三育并重。此讲义的第二至四篇所讲的三种方法论，即教授法、训练法与养护法就是分别论述智育、德育和体育。讲义全篇都贯彻了三育并重的精神。其四，在教学方法上，主张注入式与启发式相结合。杨昌济指出，所谓“注入式”，即只有教师的讲演或说明，被教育者则处于受动的状态，接受知识；“启发式”则是教师自问自答，或教师问学生答，使被教育者活动，通过问答了解某一事项的知识。杨昌济反对那种排斥注入式而只主张启发式的观点，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教科而采取不同教式。

《心理学讲义》，与《教育学讲义》编写的时间大体相同。全书分三篇，第一篇为知的作用及其法则，第二篇为情的作用及其法则，第三篇为意的作用及其法则。尽管此书在结构上沿袭了当时心理学普遍遵行的知、情、意的三分法，但在当时是第一次将西方的心理科学系统地引进湖南并介绍给学生。这本讲义的内容虽然也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但是杨氏在论述之时，结合了一些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心理学的内容进行分析。例如，杨昌济在讲义中谈到“知”时，引儒家经典《大学》说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并指出这里讲的见、闻、知味，都是心的作用，属于知的范畴。又引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指出思为心的作用之一，也是属于知的范畴。杨昌济这样做，反映了他在教学中力图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努力，学生在学习他所编的教材时也感到比较亲切。

《西洋伦理学史》，1915年翻译。杨昌济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将此书的大部分翻译作为教材。当时正在一师读书的青年毛泽东曾将此书译稿抄成七大册，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而且借给同学阅读。杨氏任教北京大学后，将此书交该校出版部出版，1918年下半年出版上册，1919年下半年出版下册。他在为此书出版而写的序中说：“此书乃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伦理学教授吉田静致氏之西洋伦理学史讲义也。余在彼校时，曾亲听此讲义。后归湖南，在高等师范学校曾译成中文以授生徒。然未克尽译。近稍添补，然尚未能全，他日有暇，尚当补足之也。”《西洋伦理学讲义》分为四篇，第一篇希腊及罗马之伦理学，第二篇基督教伦理学，第三篇近世伦理学，第四篇19世纪以后之伦理学。杨昌济逝世后，北京大学出版部在重印此书时，曾请胡适作跋。胡适说：“伦理学专史欧美也很少有好书。英文只有几种，都不详备。此书叙近世伦理学说很详，虽止于斯宾塞尔，不无遗憾，然确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只可惜杨先生说的‘他日有暇尚当补足之’的话，现在不能实践了。”（《杨昌济集·西洋伦理学讲义》）这种情况表明，杨昌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学的西洋伦理学史，不仅在当时是比较详备的教材，而且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仍然是比较详备的参考书。

杨昌济在长沙工作期间还翻译了一本德国学者利普斯所著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由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出版。此书的伦理学观点有不少合理之处，所以他将此书翻译出来供国人研究。此外，他还在杂志上发表了《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的长文，向国人系统全面的介绍西洋伦理史和哲学史的内容，以及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些介绍，在当时的中国，是比较早的。
杨昌济在译著方面的这些成就，实践了他在赴日本留学途中与友人的约定：“在东京除上讲堂外，以译书为私课，随译随印，以饷同胞。”（《杨昌济集》附录朱德裳《癸卯日记》）

二、以世界之知识指导社会杨昌济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教授，在高师任教时，不仅认真编译教材，而且积极撰文在报刊上发表，从而实践他在出国留学时所立下的寻求世界之知识以指导社会的誓愿。这些文章内容涉及哲学、伦理、宗教、教育、政治、经济等学科，对时代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对策，足见他学术视野的先进性和思想的深刻性。

其一，呼唤新文化运动的到来。
杨昌济归国之时，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一年多了。袁世凯利用总统职位实行专制，不仅镇压了二次革命，而且通令各省“尊崇孔圣”，还亲自祭孔，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面对这种形势，杨昌济于1914年10月在长沙出版的《公言》杂志上发表了《劝学篇》。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教训之后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将我国向西方学习、输入西洋文明已经走过的历程，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首先是师法西洋的铁甲船和大炮，目的就是对付西洋列强的侵略；接着学习西洋国家的制造技术，认为工业可以使国家富强。这个阶段，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从物质层面向西方学习，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就是洋务运动。第二个阶段，是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这就是从政治层面向西方学习，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杨昌济认为，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从表面上看，变革非常的激烈，但是他从当时社会上思想混乱、特别是尊孔复辟的情况看到，作为国民根本思想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有如大海，海面上波涛汹涌，而深层的海水却依然平静。因此，他提出还应该有一个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的第三个阶段。他说：“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杨昌济集·劝学篇》）杨昌济这一新阶段思想的提出，预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即将来临。而他关于中国向西方学习三阶段的提法，在中国是最早的。因为陈独秀也有过类似的提法，但是在1916年2月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比杨昌济的提法晚了一年多。正因为杨昌济有此远见，所以当1915年9月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不久改名《新青年》）出版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便立即得到了他的热烈支持，并且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引进湖南。

其二，积极宣扬科学与民主。

杨昌济对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即民主与科学有着深刻的把握，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便鲜明地贯穿着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1914年发表的《劝学篇》中，他特别强调学术民主。宣称：自己虽然服膺孔子，但不赞成专宗孔子、罢黜百家的愚蠢做法，也不赞成排斥佛教、道教以及耶稣教和回教的门户之见。他引用中外一些名著和名人的言论，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言论自由，真理乃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破思想界之沉寂，其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昌济集·劝学篇》）。在1915年6月发表的《宗教论》一文中，他针对袁世凯掀起的尊孔逆流，明确地表示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载入宪法。因为这是违背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原则的。他积极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各种迷信。他说中国人迷信本来就多，而小说也往往渲染神道的力量，如好人落难，多为神人救护。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既自欺又欺人。这种恶劣而粗俗的思想，应当扫荡廓清，因为它对于国民的品性影响很大（《杨昌济集·静观室札记》）。他在许多文章中，介绍了许多从西方学来的有关日常生活的科学知识：如要经常在户外新鲜空气中进行各种运动，这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活力；不要随地吐痰，以防止肺病细菌的传染；要经常洗澡，有利于皮肤清洁，身体健康；家中应该经常打扫，以保持整洁；不要随地大小便，家中的厕所也要力求洁净；不要通夜点油灯，这样既浪费，又影响健康，等等（《杨昌济集·余改良社会之意见》）。这些看似小事，其实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程度，所以杨昌济宣传不遗余力。

其三，主张从国情出发学习西方。杨昌济虽然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但是他又特别强调，这种学习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决不能生搬硬套。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所以，杨昌济寄希望于归国留学生，“于继续其专门研究之外，更能于国内之事情有所考察。”（《杨昌济集·劝学篇》）杨昌济的这种从自己国情出发学习西方的思想，是十分高明的。因为，正是在五四前后，国内在学习西方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根本拒绝学习的“国粹派”，一种是盲目学习的“全盘西化派”。杨昌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就能将这个问题如此鲜明地提出来，表明了他的思想的深刻性。

杨昌济这种从国情出发学习西方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他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他说，我国的固有文明，表现在各种经典、史籍、诸子百家的著作、历代文人的文集之中，它们蕴含着丰富的义理，有如遍地宝藏，就是开采万年也不可能挖尽，以前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有掌握开采的方法。现在，如果我们以新时代的眼光，研究我国旧学，所得到的发明创造，肯定会有前代人做梦都无法想象的收获。黎锦熙在1915年12月14日日记中，就曾记下杨昌济的这样一段话：“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辟一个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杨昌济集》附录黎锦熙《琴僴斋日记》）可见，杨昌济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中国自己的一种新文化和新学派。

三、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由于杨昌济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所以在每个学校讲课，都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不仅在课堂上专心听他讲课，而且在课余成群结队前往他的“板仓杨”寓求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陈章甫、罗学瓒、张昆弟等等，更是他家的常客。杨先生是诲人不倦的，他不仅热情地向这群青年学子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介绍和传播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还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鼓励他们要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风，炼就一副强健的体魄。在杨昌济的循循诱导下，这群青年不断进步，并且经常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等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便导致了我国五四时期最早的社团之一——新民学会的成立。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谈到学会缘起时，曾着重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集》附录《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成立时的二十一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以外，其余二十人都是或曾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曾或长或短地“与闻”过杨昌济的“绪论”。就是罗章龙，在响应“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征友启事”，与毛泽东建立联系后，也经常去杨昌济家“与闻”其“绪论”。

杨昌济在教修身课和与学生日常谈话时，紧密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不仅从理论上批判旧道德，宣传新道德，而且善于将一些基本的伦理思想化作道德实践的具体要求和规范，从而教育学生克服旧社会的种种陈规陋习，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性。这正是杨昌济的“绪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其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反对虚伪，提倡诚实。杨昌济一生最重诚实守信，在青年时代就说过：“侈口议论，大言欺人，乃一大可耻事。”（《杨昌济集·达化斋日记选抄》）意思是说，不负责任地发表议论，大言不惭地讲谎话，是最可耻的。他说过，所谓诚，就是要言而有信，不说不能兑现的诺言，即使处于贫困的状态下也不忘记平日许下的诺言。他在《余改良社会的意见》一文中说，西方人以不说谎话为最大的戒律，人如果犯了这种错误，就会被亲友们看不起。他自己在阿伯丁大学读书时，与一位督学的家庭来往亲切，了解其家事。有一次，督学的小女儿偶然讲了一句谎话，不但立即受到她母亲的责骂，而且比她稍大一点的姐姐也感到很可耻，说不料妹妹居然作出了如此下贱的事情。这个小妹妹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说谎了。由此，杨昌济感慨：“西人之社会监督严重如此，殊不可及。吾国寻常人似全不以说谎为可耻，道德程度远不及西人，良可愧也。”（《杨昌济集·余改良社会之意见》）

反对懒惰，提倡勤劳。杨昌济在四师讲修身课时就说过：“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毛泽东早期文稿·讲堂录》）他十分重视《大学》中所说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意思是说，创造财富的根本方法是，生产的人要多而消费的人要少，做事情的人积极而使用的人节俭，这样财富就会始终充足。他认为这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道理，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谋生的重要方法。因此，他特别告诫那些家境富裕的人，不要娇宠自己的子弟，使其养尊处优，好逸恶劳，而是要培养他们独立自助的精神（《杨昌济集·治生篇》）。

反对浪费，提倡节约。杨昌济认为，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他引荷兰人“时间就是金钱”的谚语，说人们要生产就必须有劳动力，劳动就又必须用一定的时间，只有正确处理劳力和时间这两要素的关系，才能完成远大的事业。所以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美国大富豪摩根会客交谈不过五分钟。可是我们中国人全不知时间的可贵，很多事情都坏于糊里糊涂过日子，无谓的应酬太多太滥，约会也不守时。至于物质方面的浪费也很严重。酒席太丰盛，吃不完都浪费了。为此他提出，做事要有计划，可以在今日做完的事情，决不留到明日；省去无谓的应酬，交际过程注意守时；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养成储蓄的习惯，注意计划开支（《杨昌济集·治生篇》）。

反对赌博，提倡高尚娱乐。杨昌济说，赌博是一种最大的恶习。他在1916年12月和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四期、第五期上连续发表的《治生篇》中说，近来打麻将的习俗泛滥全国，一些德高望重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此；这不是一种兴国气象。“上流之人，因博而负，则临财之际不免苟且；下流之人，因博而负，则饥寒迫身，流为盗贼。”（《杨昌济集·治生篇》）所以他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如能戒麻雀牌（麻将），则中国尚可救！”因为如果这个坏习惯不革除，社会风俗就不可能振刷一新。赌钱是犯罪的行为，他主张进行不赌钱的高尚娱乐，如下围棋、象棋等（《杨昌济集·余改良社会之意见》）。

反对狎妓，提倡贞洁。杨昌济十分尊重妇女，所以他不但反对纳妾，而且反对玩弄妇女的嫖娼行为。有一次，杨昌济出席一个中上社会的人士参加的宴会，席间这些人所说的都是关于赌钱、猎取美色、抓权力、受贿赂一类话题。杨氏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身为国民模范的人，思想居然这样腐败恶浊，真是可悲可叹。1914年6月4日，他看到《湖南公报》上刊登了当时湖南著名诗人易顺鼎的四首诗，后面还附有二首评妓女的诗。对此，杨昌济批评说：“轻薄与？顽固与？吾不得而知之矣。中国人对于女子毫无敬意，纯以玩具视之。以淫具者视人者亦以淫具自视，多见其卑贱而已。”（《杨昌济集·一九一四年六月四日日记》）

杨昌济倡导的这些伦理原则，在学生中影响很深。所以新民学会成立时，学会确定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与五条规则：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便鲜明地留下了杨昌济的烙印。所以笔者在《杨昌济的生平和思想》一书中曾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1918年夏天，一方面由于杨昌济已经兑现了服务本省五年时间的约定，另一方面则由于北洋军阀任命的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反动统治，使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于是他应蔡元培之约，离开湖南赴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哲学系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史课程。杨昌济在北京期间，正值五四运动进入高潮。他很关心新文化运动，曾与胡适等人一道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杨昌济人虽在北京，但仍然十分关心在湖南的新民学会活动，特别是积极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曾协助蔡和森等人筹措赴法旅费，使他们得以按时成行。他又介绍陪同湖南赴法学生进京的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使之得以在李大钊直接指引下，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1919年下半年，杨昌济因身体不好，一直在北京西山疗养。入冬以后，病势转重，先是胃病，继转浮肿，12月初住进北京德国医院。他当时并未感到自己病势的危重，而是认为人生百年，今后的五十年还可以在学术上大有作为，并且计划五年后举家迁往巴黎，继续研究世界最先进学术思想。可是天不假年，杨昌济在1920年1月17日就以未满四十九岁的年龄，离开了人世。一代哲人，就这样匆匆走过了他短暂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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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近代伦理学家、教育家【杨昌济】

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1920年1月17日），男，汉族，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人，伦理学家，教育家。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后求学于岳麓书院，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等组织。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主攻教育学、哲学、伦理学。

1913年后回国任教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先后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促成新民学会的成立。参加筹备湖南大学，撰《论湖南创立省立大学之必要》，被誉为“湖南大学蓝图设计第一人”。1918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葬于长沙县板仓。

其一生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著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劝学篇》等，译有《西洋伦理学史》等。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人物生平

悲苦童年
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清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二十一日（农历），杨昌济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杨家（今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杨家原居长沙县金井的蒲塘，十八世纪末，在杨昌济高祖父时迁移至此。

杨昌济，字华生，一九零三年留学日本前改名怀中。父亲杨书祥情，字书樵，读过不少古书，但积学不第，长期在乡下教私塾。母亲向氏，出身于理学世家，住平江石洞。杨昌济的长兄杨昌运，字荣生；一个姐姐，弟弟杨昌恺，字瑞生，过继给叔父为子。杨昌济排行第三。

清光绪三年（1877年），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入学第二年（1878年）父亲病逝，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杨昌济开始了一个人求学之路。

考取功名
光绪十四年（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姐向振熙结婚。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应长沙县学试，补邑庠生，为学政张亨嘉赏识。张亨嘉取士不重八股，重通经史，留心经世之学，很欣赏杨昌济的才识。

私塾教学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家乡教私塾，同时继续准备举业，潜心研究宋明理学。《达化斋日记》从这年记起，其内容大多记述其排除各种杂念专心读书的心得及个人思想修养、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经验体会。
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家乡教私塾。生一女名杨琼。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昌济对战事十分关心，见清兵一败涂地，而清朝当局还一味妥协，非常着急。冬天，写《杂感》诗八首，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虑。同时，对清政府仍然存在幻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同年，儿子杨开智出生。
戊戌变法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杨昌济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这一年，长女杨琼不幸夭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昌济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11月，女儿杨开慧出生。杨开慧（1901—1930），号霞，字云锦，湖南长沙板仓人，杨昌济之女。1920年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整整3年。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她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

赴日留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参加赴日留学考试 ，获官费留日资格，回乡作出国前的准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昌济从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是年，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

留学英伦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杨昌济留学英国，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宣统二年（1910年），在爱丁堡文科学习。同时注意研究英国教育状况、英国国民生活习俗。
宣统三年（1911年），在阿伯丁大学文科学习。四月，广州起义失败，革命者牺牲很大。杨昌济、杨毓麟闻之痛极。七月（农历六月），杨毓麟感国事日非，加之脑疾复发，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而死。杨昌济对老友逝世极感悲痛，亲自为料理后事，并写《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以志纪念。十月，武昌起义成功，送别章士钊回国。

归湘任教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阿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故乡长沙。
1913年回到湖南后，湖南督军谭延闿想聘请他当省教育司司长，辞不就，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十月，袁世凯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汤一到任，即将杨德麟等逮捕枪决。杨昌济曾为营救杨德麟四处奔走，对袁、汤屠杀革命党人无比愤慨。
1914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任第一师范修身、教育学两科教员，下半年只教修身课。夏天，所著《论语类钞》由宏文图书社出版。
1915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一师修身课。一师学生毛泽东等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学籍，杨昌济与徐特立等教员出面，要求张收回成命。对毛泽东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杨昌济认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1917年上半年，仍任湖南高师教授，兼任一师修身、教育学教员。向《新青年》推荐发表毛泽东（“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北洋政府决定撤销湖南高师，杨昌济坚决反对。为此，他与同仁呈文湘政府，历数保留高师并创办湖南省立大学的重要性。他还特地写信给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留日同学范源濂，力争保留高师，同时请他解决学校钟点过多、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下半年，高师奉命撤销。经湖南省政府备案，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由杨昌济等人主持其事。之后任湖南商专教务主任，兼修身课教员，同时任一师修身教员。在湖南任教期间杨昌济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并促成新民学会的成立。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是杨昌济的三位得意弟子，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任教北大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
1919年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并参与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著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杨昌济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并告诫他们自己平身“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志愿。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临终前曾致信好友章士钊（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归葬长沙县板仓。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人物成就
学术思想
就学术思想的总体而言，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充满着进步主义的色彩，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在我们近代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教育学上，他考察了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教育系统后，将国外完善的教育学理论引入中国，提出了教授、训练、养护的教育办法，即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模式。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在伦理学上，杨昌济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可谓是振聋发聩，他给予了当时的封建卫道士狠狠地一击，从科学的角度破除了长期以来封建伦理道德对我国伦理道德思想的禁锢。杨昌济是我们近代系统引进西方伦理学思想的第一人。
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具有：
（一）贯通古今，博通中外；（二）有批判的吸收和借鉴；（三）折中调和的相对保守；（四）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贯穿始终等特征。

教育思想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承接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而来，又接收了西方泡尔生等教育家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以道德教育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方面内容；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
杨昌济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杨昌济还教育学生要注重身体力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讲求实际。他还认为，要做到身体力行必须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按时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强调“凡事有可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
杨昌济为了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学生，不断对教育进行深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教育的本质。在杨昌济看来，所谓教育是“有目的、备方案，予人以意识的感化”。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仅概括了教育的三要素——教育的主体（人）、教育的客体（人）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还包含了教育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对教育本质的认识，看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即感化，教育是一个教育者感化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心灵颤动另一个心灵的互动过程，它充分尊重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关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使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竞争型人才；二是管理型人才；三是科技型人才；四是实业型人才；五是教育型人才。而在这五种人才中，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关于教育的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图社会“根本之革新”，最终达到感化人之目的。
其三，关于教育的方法。杨昌济对启发学生智力的教育方法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教授”，二是“训练”。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当然，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教授”的目的是为了授予学生以智识，培养其“发达身心之能力”；而“训练”则主要是端正学生的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使他们养成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

体育思想
第一，体育事关国家之兴亡。
杨昌济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强调人的身心同样需要锻炼。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会缺乏勇毅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抵抗力，平时吃不得苦，耐不得劳。 学问和事业的成就会大受影响，而国家的独立，繁荣有赖于建立强大的海，陆军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又来源于国民体质的好坏，因此一个国家若不注重体育，人民体质羸弱，国势必然衰颓。他还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没有尚武精神和刚强的民风。因此 ，他指出 “国家之兵力，国民之生产力，无不关系与体育。“ 体育对于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杨昌济已经意识到了体育的重要性，提出国民要加强体育锻炼。但这是建立在强种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基础上，他注重的是体育的社会功能，强调了体育真正的目的是增强体质、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

第二，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
首先，积极养护体质，杨昌济特别重视积极养护 ，他认为体操 “既使之强壮，又使之健美 ，又使之敏捷，三者毕皆体育之目的可谓已达矣”。即体操能使人的头、腰、手、足和全身都得到活动的机会。能促进人体各个部分的均衡发展；能促进人体形成良好的身体姿态, 避免弯腰驼背, 使体型更加健美；还能提高人的力量 、 柔韧、 灵敏等素质, 三者加在一起便是体育健身之目的。因此 ,他主张中、小学都开设体操课, 社会上的成人也可坚持体操运动 。
其次，消极养护体质，所谓消极养护：是指保护学生的身体免受损害，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杨昌济强调教师和家长应加强养护，注意防止发生事故。青少年由于生性活泼，喜欢各种游戏运动。因此遇到意外的可能性也多，这是学校老师必须注意的，刀剪之类的锐器，家长必须谨慎收藏好，以免误伤；一些危险游戏也应该严加禁。

其三，减轻学业负担，杨昌济认为：“学生成绩能力之测定，不以钟点之多少，而以教材实质之善否、教授方法之合否、注意力集中与否、精力之充足与否为断。”为了追求优秀的学业成绩而加班加点的做法有损学生的身体健康，他提倡减轻学生负担。反对搞突击战、疲劳战。杨昌济不仅反对学校授课钟点过多，而且也反对给学生布置过多的家庭作业的做法。他认为家庭作业的分量一定要限制，否则会使学生疲于应付、脑力过损， 同时挤占了学生的娱乐活动和业余爱好。他说：“教师布置家庭作业，自以为尽心教授，而不知过犹不及。结果事与愿违，效果并不会好。”

其四，搞好个人与环境卫生，搞好个人与环境卫生是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基本保障，也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前提。杨昌济指出：”吾国人有一极大弊病，即不洁是也。衣服不洁，口齿不洁，体肤不洁，器具、书物不整，随地唾涕，当道便溺 ，浴室、厕所尤为不洁。而欲改良习惯，不可不赖教育。故教育者，必养成生徒爱清洁、爱整齐之习惯，断不许丝毫潦草 。”
关于个人卫生，他认为不仅要搞好皮肤卫生，勤于沐浴，还要注意保护视力卫生，他教育学生不要在黄昏时看书 ，不在光线暗淡处看书，眼睛与书要有适当的距离。
关于环境卫生，他强调学生活动的场所要干净整洁。须备痰盂、置纸篓等物 。严禁吐痰和乱扔纸屑；勤扫地，勤抹桌椅，常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和新鲜；扫地前要洒水，用湿布抹黑板，以防止空气污染。他还特别强调了饮食卫生，指出 “不洁之物有害卫生，有法可设不思变计，是为忽视生徒之体育，长此不变，可为寒心。”因此，他主张将学校的 “会食制” 改为书院的 “分斋制” ， 以斋舍为单位，多设小厨房，并且每一小厨房招数人承办，由学生轮流进行检查监督。

后世影响
在杨昌济的教育、培养下，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在成长道路上深受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杨昌济强调“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毛泽东等则认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等人接受了杨昌济的思想观点，认为: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
在经世方法与手段上，早期湖南党史人物群体也曾一度致力于教育经世。蔡和森认为：“胡林冀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因此，他不仅自己想当一名教师，而且提议新民学会会员中 “多出几个小学教师”，“造幼龄之小学生”，他认为这是“远大之举”，不可等闲视之。
总之，在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成长的道路上，杨昌济无疑是起了一个启蒙先师的作用。毛泽东等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的早期言行，无一不受深杨昌济的影响。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在早期实践活动中，致力于教育经世的探求是失败了，但是，杨昌济以“欲栽大树柱长天”为核心的教育经世的目的和宏愿却是成功了，他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柱长天”的“大树”。

主要著作
个人著作
著作：《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治学篇》《劝学篇》《伦理学之根本问题》等。

杨昌济部分个人著作
外文译作
译本：《西洋伦理学史》等

家族成员
祖父：杨万英
父亲：杨书祥；母亲：向氏
哥哥：杨昌运
弟弟：杨昌恺
妻子：向振熙
子女：杨开智、杨琼、杨开慧
女婿：毛泽东

人物评价
毛泽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曹典球在《杨昌济先生传》评价杨昌济说：“湖南之师范教育，前清末年虽有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之设，大辂椎轮，不为无功。但至高师成立，始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其规划皆先生所首创”。“先生自精研中国经史、性理诸学数十年之后，又继续在日、英二国苦学九年之久，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省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薰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是以湖南之师范教育，至先生讲学高师时，乃与普通各科诸教育有所区别。虽先生所采之英、德哲学诸书以作教材，多唯心派家言，然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

黎锦熙：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科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下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

蔡元培在杨昌济逝世后的挽联中写到：“学不厌，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师”。字虽不多，却高度概括了杨昌济的一代师风。

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逝世再志》中评价：“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口进不已也。”

后世纪念
北京故居
杨昌济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小型民居建筑。1918年杨昌济（怀忠）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全家从湖南迁居至此，当时为豆腐池9号，大门上挂“板仓杨寓”的铜制门牌。此院是一座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坐北朝南，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2米。如意大门一间在院子西南侧，硬山顶合瓦皮条脊。一进院有倒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均为硬山合瓦清水脊。西厢房已改建。北房三间为杨昌济先生自己居住，东厢房三间为女儿杨开慧所住。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为其他家属居住。

墓地
杨昌济墓位于长沙县开慧乡开慧陵园内，系与父杨书樵之合墓，占地约50平方米，墓冢为大圆顶形，冢前有石栏和石台。墓围以花岗石建造，前向敞口，呈八字形。围绕墓冢的墓围呈腰椎形，墓碑嵌在墓围上。1983年杨昌济墓连同杨开慧墓一道，以杨开慧烈士陵园的名义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附录资料来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