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闯的爷爷是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经常给我讲战争的故事。他说，都说小米加步枪，哪有那么容易，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只能用人堆，熟悉的战友说不上哪天就死了。我问：“那你不害怕吗？”他说：“那时候就不害怕了，你不打死他，他就得打死你。”他还说，那时候死的人太多，都有些麻木了，得经常从死人身上跨过去。那时候心眼不坏，如果把死人身上的钱都掏出来，能攒下不少钱。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活着回来了。我记得镇里有人给他家的门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光荣之家”。除此之外，镇里还有专人年年给发放补贴，村里也送些米面粮油之类的东西。
张闯的奶奶是个基督教徒，她家里经常有很多信教的人过来。西方的宗教和本地的宗教结合在一起之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类别——蒙头教。我去她家溜达时，经常能看到她坐在炕上的一角，脑袋上盖着白色或者是粉色的毛巾，嘴里面一直念念有词。大白天的时候还好，如果赶上刚刚黑天就会特别吓人。不过，不戴毛巾的老太太还是和蔼可亲的，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讲故事。那些故事会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继而感觉不够真实，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它特别吸引人。有一次我坐在她家炕沿上，一边看着老式柜子上的山水图案，一边听她将讲故事。柜子上的图案画的特别好，有蓝天白云，有远山和近水，有岸上草地旁的凉亭，还有水中的小船渔夫和天空中飞翔的小鸟。
她给我讲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她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接着又响起了特别震耳的大雷。第二天雨就停了。她出去溜达的时候，看见村子中有个地方围满了人，原来那里有一条龙。她听人说那龙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地上都被它砸出来一个大坑。那个坑里本来还有点雨水，可随着太阳的不断暴晒以后，水很快就干了。那条龙刚开始还经常扭动着身体，经过了几天的暴晒以后就变得有气无力了，连眼角上都堆满了眼屎，身上的鳞片也干巴了。村里人都很善良，有的人给它抠掉眼屎，也有人拿盆给它身上浇水，还有人给它喂水喝。大家每天如此，她和其他孩子也去给龙身上浇过水。一个月以后，连续下了三天的大暴雨。随着雨水越来越大，人们发现，那条龙竟然从地上腾空而起，渐渐飞向了天空，直至消失不见。在这之后，她的村里有一年干旱，老人们就敲锣打鼓去求雨。一连求了好多天，连一个雨点都没下。后来有人想起了那条龙，于是再求雨时大家就喊着：“龙王龙王显神通，知恩图报是英雄。”大家喊了三通以后，本来晴朗的天空很快就乌云密布，接着便下起了大雨。那场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原本要枯死的庄稼立马有了生机，所有村民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为了纪念那条龙，人们在村子西面修了一个小庙，名字就叫“龙王庙”。每逢过年过节，就有人去送些馒头和肉之类的贡品。从此以后，她的那个村子再也没有缺过雨。
张闯的的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不过也有没活长时期待在家里的时候。那棵大杏树的枝干伸展到了房顶，窗前可以被树荫覆盖，树荫下宽阔的窗台成了他看书的好地方。他经常捧着一本书埋头看，我一直好奇那到底是什么书，也想借来看看，可他却不准。后来我偷偷看了几眼，原来那些书都是充满黄色段子的武侠书。自此以后，我对那些书也不再感兴趣了。他除了爱看书还喜欢讲工地上的事。他很善谈，不过听来听去，我只能感受到一个意思——他在工地混得很明白，和老板关系好，不用怎么干活。因为他和老板关系好，工友们也都很听他的话。不过，他从来没有说起过女人的话题。不管他说得有多么厉害，我猜他心里还是会有伤痛，毕竟媳妇离他而去。
他们爷三个最喜欢“下大杆”（下棋的一种），我经常也参与其中。那是一种特别适合在农村玩的棋，可以在地上画出棋盘，找些树杆之类的东西就可以当棋子。张闯爷爷定下的规则是这样的：输者被淘汰，赢者可以连庄。连庄最多的人当然就是他，其次就是张闯的爸爸和张闯。我的棋艺是最差的，能连庄两把算是烧高香了。我们玩的时候通常是落日时分，因为那时候我才能写完作业出来玩。在夕阳的映衬下，院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无论是大杏树还是棋盘，或是人的脸。下棋时，有两个人对弈，另两个就在后面围观。如果有谁走错了一步就会听到这样的话：“这一步走的可太臭了！”当然被说的人通常是我，说这话的通常是张闯的爸爸。除了他们两个，有时还有另外两个观众，一个是祷告完的张闯奶奶，另一个是我那小不点的老妹。我们坐在地上下着棋，还要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要是感觉那里痒了，看都不看，先给自己一巴掌再说。接着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脚上或是胳膊上出现了一团血。
通常要等到什么都看不见时我们才不再玩了。这时，张闯的爷爷会在院子中点燃一捆蒿子。随着呛鼻的浓烟的不断扩散，那些可恶的蚊子也被熏跑了。我把老妹抱过了墙头，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我们自己家的窄小院子里也烧着一捆蒿子。此时，妈妈已经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干完了，正躺在炕上听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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