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一味地钻在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里。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专业的人才。因此，我在这宝贵的一年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接触各个领域，多获得各方面的知识。我，是属于中国的。”这是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说的话。
求学路受益匪浅
谈家桢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得到国际认可，受摩尔根教授之邀免费攻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摩尔根是著名的基因学创始人，闻名遐迩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染色体遗传学经过他的科学论证而得到公认。他的实验室当时已成为“果蝇王国”，谈家桢来到学院直接加入了他的“果蝇”实验室。
摩尔根一贯主张团结周围的人，共同致力于研究工作。三年“蝇室”生涯，大家以摩尔根为核心，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看不到人际隔阂，看不到文人相轻，看不到师生界限。虽然会因为辩明一个观点，而争的面红耳赤，但大家却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科学人格上的独立。当出现新成果时，大家自由讨论，不会着重强调成果归属。谈家桢收获了让他终生引以为豪的师友，并且成为了他人生和事业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动力。
“赴国难”义无反顾
1937年，在抗日战争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遗传学家谈家桢回国了。回国后接受浙江大学函聘，任该校生物系教授。任教不久，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战火很快烧到杭州，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坚持教学3个月之久的浙大，于1937年11月，举校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和永兴。历时两年多才安定下来，浙大西迁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次胜利的长征。
遇劫难从容淡定
“文化大革命”中，谈家桢遭遇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厄运。强权下，形成一种主流说法，既不要相信米丘林，也不要相信摩尔根，而是要相信中国的农民科学家，创立中国的遗传学派。人们不讲科学，只讲立场，谈家桢对与科学背道而驰的说法，不敢苟同，就被安排学习改造。后来，因为毛主席对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关爱和期望，才让谈家桢得以继续研究遗传学。
1975年，他的身体亮起红灯，诊断为结肠癌，而后奇迹康复，这个功劳一定是和医护负责的治疗、家人无微的照料分不开的，但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本人始终对未来时世的放不下心，他必须得好起来。
爱国心始终如一
1980年，谈家桢率团参加柏林举行的国际细胞生物学会议。按照国际惯例，会场应悬挂与会代表所在国家的国旗，但中国国旗不但被颠倒悬挂，还同时悬挂了台湾的青天白日旗。谈家桢迅速向大会组委会提出，如不挂正中国国旗，不撤掉台湾青天白日旗，那中国代表团立即退出会场。1989年受邀到台做学术访问，台湾当局以谈家桢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副主任”为理由，让他在台湾官方印制的“保证书”上签字，保证在访台期间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宁可不进台湾，也不会签字。
只要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谈家桢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旗帜鲜明。20世纪5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和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他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
谈家桢在书中提到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全苏农业科学院奠基人、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苏联著名科学家瓦维洛夫教授，因抵制李森科理论和他的学阀作风，遭逮捕并迫害致死。让他联想到旧中国“舞台”上的“江湖术士”，他说了一句话，很值得思考:“政治何以能代替科学、干预科学？我不敢想象下去，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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