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摄影，但是我喜欢看照片，因为照片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家中的一张照片，是我背对镜头。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每当我再看到这张照片，都觉得格外有趣。
阿丽莎家的照片
2007年，那时我上大二，那时的798破破败败，但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摄影绘画展。虽然并不是很懂艺术，但是我很好奇艺术，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展览。第二次约会，我就带着男朋友到那里，我们俩都不懂艺术，但那也不妨碍我们欣赏美的心。
看了这本刘香成的摄影集，我才好像更加理解摄影。其实什么光圈呀，设备呀，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照片能传达出故事。照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让看照片的人身临其境，仿佛瞬间回到过去，与照片中的人物零距离接触。
刘香成是谁？我买下了这本摄影集《刘香成，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然后就一口气看完。这本摄影集是刘香成拍摄的1976年至1983年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
《刘香成，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
刘香成身上的光环太多了，普利策奖得主，美联社摄影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中国副总裁。但是最打动我竟不是这些光环，而是他背后的故事。
刘香成
在他大学最后一年，他去到《生活》杂志做实习生，跟着摄影大师基恩·米利（Gjon Mili），他们几乎无所不谈。大师唯独不教他的，就是具体的摄影技术。光圈多少，快门多少，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有思想。”基恩教会他如何阐释人类的体验，并将其富含生气地反映到二维影像上去，并让他坚信，一个人必须深刻关怀他的拍摄对象。
正是有了基恩这样的好老师，刘香成之后所做的任何事中都深刻体现了思考。1976年毛去世后，他意识到中国必将出现一些大变化，经过他的反复观察与思考之后。他脑中出现这样一副画面：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碗吃饭，身后一个旧鞋架上收着一副被遗忘的毛的肖像。于是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去寻找一种方式来总结这种变化：经历创伤之后，中国恢复到一种常态中。然后有一天，在他旅行途中经过一个村庄，他与他脑海中的画面相遇了。
刘香成获普利策摄影奖的照片，正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一职时，扔稿子的一瞬间。这背后体现了刘香成的思考，也体现了他的决断，他用了戈尔巴乔夫最后一句话快结束时来拍摄。因为，当时他是混进去的，克格勃随时可以阻止他。在最后几秒钟，他调好快门，迅速拍摄，结果就被克格勃给揪了出去。第二天，全世界的新闻头版头条都是，“戈尔巴乔夫扔稿子。”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戈尔巴乔夫
德国《明镜》周刊20世纪80年代驻北京分社社长帝齐亚诺·坦尚尼对他的评价是，“对真正的摄影师来说，故事不是你奔赴一个地址，携带着高档照相机和所有正确的滤镜。故事意味着阅读、研习和充分准备。拍摄意味着从周围的环境中观察你在阅读中领略到的东西。伟大的照片都是思想的呈现。”
思考其实是经过观察，判断之后作出的预测。就像刘香成说，很多时候没有所谓的“抓拍”，其实都是“摆拍”。就是摄影师预见某件事可能会发生，然后就去守着，等着这样的预见发生。没有人的是天生的才能，都是后天打磨的。他曾说过，“在美联社，再大的新闻，头版也只有一张图片是国外的，那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地皮”，你要占住这个“地皮”，这种训练是长期的。”
刘香成生于香港，在大陆度过童年，16岁赴美大学，接受东西方文化熏陶的他对两者教育思维的不同有着切身感受。中国教育更讲究权威、相信名家。大家更加传承，少有颠覆或改变。而西方注重横行思维，提倡自主思考，大学里很好的老师其实就是提供你一张书单，介绍一门课的方方面面，你看完这些书以后，再去跟他讨论。
他更希望人们问他，“刘先生，你的知识结构来自哪里？你平常看什么书？你跟谁聊天？受谁的影响？”而不是问他，“刘先生，你认为什么是纪实摄影？”这确实给我很多启发，我们太着急，急于成功，急于出名，总是强调结果而忽略过程。我们阅读的书，我们接触的人，我们接纳的思想最终将决定我们是谁。在成长的路上，需要更加关注过程，最终我们自己才能决定我们是谁。
虽然不知道刘先生读什么书，与谁聊天，受谁的影响，但是看到他拍摄的照片，我真的非常感动。让我感动的正是刘香成的那种怜悯之心，每个平凡的小人物都能成为他照片中的主角。有东单街道卖白菜的小商贩，有从工厂下班的骑着自行车的工人，有在故宫里喝可乐的年轻人，有在毛主席雕像前轮滑的大学生，还有露天理发店烫头发的女人们......
透过这些照片，我才得以窥见逝去的80年代，那些我们不曾在教科书中看见的历史。好的书总是能激发人的共鸣，看着这些老照片，我想起了过去家中发黄的旧照片。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故事，这些黑白的老照片捕获了珍贵的瞬间。再过100年，或许我们并不能留下多少财富，但是我们却可以留下故事。
（注：除第一张照片，其余都是刘香成先生的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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