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写自笔者课堂论文
如果请一位文学教授开一张世界名著书单，《弗兰肯斯坦》和《呼啸山庄》是两部几乎一定不会缺席的作品。然而，与《简爱》等明确传达良善价值，富有“教育意义”的名著不同，这两部小说带着十分浓郁的神秘，灰暗，乃至癫狂气息。可以说，即便作者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其表达也是十分模糊不清，且难以捉摸的。那么，这两个故事究竟有什么深层含义？或者说，他们思想价值在哪里？
我认为，二者都是关于“内部的他者”的叙事。
先说《弗兰肯斯坦》。小说中多次提到了亚洲的形象。在维克多意外制造出怪物并任由其逃跑后，他曾阅读东方作家的作品以寻求慰藉。他感到，东方作品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富有男子气概和英雄主义的诗歌”十分不同。另外，通过偷听菲利克斯向萨菲讲述的知识，怪物了解到了“懒散的亚洲人”和希腊人“杰出的天才与智力”。在这两段叙述中，亚洲被描述成阴柔，被动，缺乏活力的群体，而古希腊/罗马则被赞扬为阳刚，进取，充满精神的文明。正因为亚洲人的阴柔，被动，缺乏活力，在欧洲人的眼里，他们不被看成是完整的，积极的，主格的人，而是残缺的，消极的，宾格的人。作为“外部的他者”，亚洲文明被刻画为“阴性的次等人”。
小说中的怪物却与之不同。他身形庞大，面貌丑陋，带有某种野兽的特征，因此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次等人。然而，他并非没有独立人格或软弱无力——恰恰相反，他具有超自然的力气，很可能对他人造成致命的威胁。另外，怪物并非来自荒山野岭的野人，而是维克多创造出来的造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怪物是一个“内部的他者”，一个“阳性的次等人”。他虽然是他者，是次等人，却因为来自内部，具有威胁欧洲文明主体，即“阳性的一等人”的力量。他既被社会所厌恶、抛弃，又反过来向社会发起报复，加害他人。也就是说，怪物是一个集“受害者”及“加害者”形象于一身的人物。
这一处境，同萨菲的父亲，即土耳其商人的遭遇十分类似。商人来自土耳其，不信仰欧洲的主流宗教，却长期在巴黎生活。因此，他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内部的他者”。而他一方面被当局迫害，一方面又曾逼迫萨菲的母亲与自己成婚，并违背自己的诺言，破坏了菲利克斯与萨菲的爱情，也是一个集“受害者”和“加害者”于一身的形象。他们令人同情，又令人厌恶；令人怜悯，又令人恐惧。
与之类似，《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利夫也是一个“内部的他者”，一个集“受害者”和“加害者”于一身的人。尽管他被老肖恩从外面领养回家，他的大部分童年在呼啸山庄中度过。许多评论家认为希斯克利夫象征英国殖民者从非洲贩卖而来的奴隶，或从爱尔兰饥荒中逃难来的难民，但无论如何，他进入并停留在了英国社会，被人为带领进了呼啸山庄，因而可以被看作一个“内部的他者”。他一方面受亨德雷欺凌，与凯瑟琳的爱情未成正果，是遭人迫害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在发家致富后回呼啸山庄疯狂报复，是不折不扣的加害者。同《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和商人一样，他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憎恶。
这时我们需要回看一下历史：玛丽·雪莱与艾米莉·勃朗特写作的时代，正是欧洲内部他者不断涌现的时代，是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被挑战，自我的定义被改写的时代。玛丽的母亲是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父亲则是一位安那其主义者。对他者的关注，或许在玛丽诞生之初便融入了她的血液当中。《弗兰肯斯坦》发表于1818年，一年后，玛丽的丈夫雪莱写出了著名的《西风颂》，激情澎湃地歌颂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就在《弗兰肯斯坦》出版同年的5月5日，一个婴儿在普鲁士王国的特里尔城出生了。三十年后，正是他写出了震动世界的《宣言》——那恰好是《呼啸山庄》首版一年，英国宪章运动进入到最白热化阶段的时候。这些历史时间的精确巧合几乎具有某种暗示性的意味。
可以说，玛丽与艾米莉的故事就是关于内部的他者的故事，玛丽与艾米莉的时代就是关于内部的他者的时代（而关于外部的他者的问题，恐怕要到20世纪才能逐渐显现）。她们对于故事中人物既怜悯又憎恨的暧昧心理，则隐含了一种中产阶级的复杂情绪：他们一方面为被压迫者争取权利的斗争欢欣鼓舞，一方面却又恐惧于其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一方面希望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得到革新，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稳定生活受到威胁。这种对于他者的凝视和观望，以及与之保持合适距离的矛盾立场，无疑是一种对当时历史或有意，或无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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