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佛家最根本的矛盾:两者的宇宙观不同,他们对价值观的不同取舍其实源于对宇宙真相的不同理解。
儒家认为人就活这一辈子,我们的生存环境就只有这一片大地,如果人人都信佛,都不再生儿育女了,那么人类当然就要灭绝了,所以佛教是邪恶的,应该被人类断然抛弃。而在佛教看来,宇宙是无限的,生存环境是无限的,生命也是无限的,生命永远在六道当中轮回不息。生活的本质就是受苦,又因为轮回的缘故,这辈子受完了苦,下辈子、下下辈子乃至永远都会继续受苦;在我们这个世界受完了苦,还会轮回到其他世界受苦,生命不息,受苦不止,就连自杀也不能使人解脱,因为这一世的生命完结了,还会轮回到下一世受苦。所谓“苦海无边”,就是这个意思。要想不再受苦,就必须摆脱轮回。
轮回的本质是因果链条,对因果的认识是佛陀最核心的创见。因果是环环相扣的,既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因果链条的作用在佛教里称为业力。那么,要想摆脱轮回,就必须使业力终结,也就是说,使自己身上所负载的一切因果关系都结束,并且从此不再触发新的因果。
当一个人以正确的修行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也就解脱了,涅槃了,或者说成佛了。如果人人都这样做,并且做成功了,当然会导致全人类的灭绝,但这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大大的好事,因为这说明所有人都成佛了,都脱离轮回苦海了。至于成佛之后究竟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究竟算活着还是算死了,佛陀弟子里确实有人这样问过,而佛陀认为这是超越经验认识层次的问题,所以悬置不论。这类问题再如世界有没有边际、人有没有灵魂等等,一共十四项,统称“十四无记”,这很像康德哲学里的四组二律背反,让我们看到自身认知能力的边界何在。佛教后来很多教派之争、义理之争,都是因为很难容忍“十四无记”的悬而未决,而解答起来又难免各执一词。
而在基本的修行生活里,之所以需要出家,就是为了斩断骨肉亲情带来的因果;之所以不蓄产业,是为了斩断世俗关系带来的因果;佛和菩萨之所以只能度化人而不能保佑人,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种下的因只能由自己去承受果、终结果,即所谓“自作自受”,旁人无能为力。
这就是佛教最核心的逻辑,而我这样梳理出来,肯定会与许多读者对佛教的固有认识相悖。这是因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变得五花八门,向世俗做了许多妥协,号称“方便法门”,尤其在今天甚至变成指点世俗生活的心灵鸡汤了,就连高僧都开始礼赞生命的辉煌。如果佛陀当初也有这种觉悟的话,自然不必劳神苦形地追求解脱之道了。
那么,如何才是正确的解脱之道?佛陀虽然指明了道路,但后世僧侣各有各的见解。王守仁遇到的这个和尚,所谓“坐关三年,不语不视”,正是禅定的做法。
禅定早在佛陀之前便已是盛行于古代印度的修行方式了,佛陀只是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再稍加改造罢了,这对我们并不算十分陌生,因为今天在城市时尚里为大家熟悉的瑜伽就是禅定的世俗版本。中国禅宗认达摩为祖师(尽管从思想史的考据角度来说这不太可靠),而达摩的修行,教科书专主《楞伽经》,修行方式专主禅定。传说达摩祖师面壁十年,影子甚至印在了墙上。如果王守仁遇到的是达摩本人,不知道最后会是怎样的结果。
佛教修行最基本的方式是戒、定、慧。“戒”即遵守戒律,只要能坚持下来,人也就有了相当程度的定力,这就可以进入“定”的阶段,即修行禅定。禅定从外表来看就是盘腿打坐,一动不动,实际上是要依靠默数呼吸之类的方法逐渐使思虑澄空。禅定如果坚持久了,总有一天会达到“慧”的阶段,即获得了最高智慧,洞见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样的修行次序,叫作“因戒生定,因定生慧”。禅定既然要澄空思虑,那么不语不视自然有助于排除外界的干扰。
入静对任何人而言都可以澄空思虑,甚至获得一种神秘主义的体验,只是不同信仰的人会给它不同的解释罢了。对于这个问题,留待后文再做详细的阐释,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对骨肉亲情的眷恋正是儒家一切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哲学的逻辑原点。而这个逻辑原点,在四书里实在讲得清清楚楚,凡是涉猎一点儒学的人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然而对于王守仁来说,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当他经过阳明洞养病时对出世与入世反复纠结,真切体会到这一份亲情牵挂之后,儒家书本上这最基础的知识才真正成为他自己的知识,让他从此笃信不疑,敢于以此来对抗一切“谬见”。
这也可以见出为什么理性气质的人接受阳明心学格外困难,因为他们惯用逻辑和想象来“推知”,阳明心学却只注重切身的“感知”,更适合宗教气质的人的口味。后者是更宜于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因为坚定了真知之后的那种除魔卫道的勇气会极大地增进一个人的自信,相应地极大提高他获取成功的概率,使忍受困境也变得相对容易,痛苦甚至会给他带来受难圣徒般的荣耀感以及自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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