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冯骥才
《作家文摘·合订本》2019年第6期
文 | 冯宽
■ 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出生的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父亲家、母亲家都被抄了家，当时是父亲人生的最低谷。父亲给我取名冯宽，是希望我的未来宽阔坦途，逢事必宽。也正是“文革”的原因，父母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没有再要第二个孩子。于是，我就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生子。
我出生不久，便被送到外婆认识的一个托儿户家寄养。我的托儿户是个老太太，背有些驼，身体不好，但人非常温和，慈爱，我叫她“老朋友”，一个特别又亲切的称呼。老朋友年轻时家境不错，只是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嫁人，孤身一人，靠给亲戚朋友带小孩为生。老朋友待我如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亲人般的爱。
冯骥才
写《义和拳》时查找资料
上小学后，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全家住在一栋老式三层楼房的顶楼，外面有一个大露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无情地摧毁了我们这个家，这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大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天气十分闷热。当时，我睡在靠墙角的行军床上，父亲嫌热，睡在地板上，母亲睡在另外一间小屋里。突然，地动山摇，屋子剧烈地抖动起来。父亲当过运动员，反应快，一把将熟睡的我从行军床上拉起来，护在身下，紧贴着外面是露台的那面墙。此时，屋子摇晃得愈加猛烈，房顶已开始坍塌，靠胡同的那面墙被抛了出去，更可怕的是我睡的那个行军床早已被埋在砖瓦之下。后来，我们三个人凭着一丝微光，摸索着，从废墟般的楼房中爬了出来。大地震夺走了无数的生命，我想，是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震后，我们住临建棚，后来又借住朋友家中。这时，父亲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我记得，大约是1977年，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创作长篇小说《义和拳》，那是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放暑假，就到北京找他。父亲的宿舍有四个人，他让我睡床上，自己在地上打地铺。那时的生活非常苦，我们经常吃五分钱一碗的麻酱面。一天，父亲带我去爬香山。中午下山后，我俩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看到邻桌的老人带一个小孩吃红烧鱼，我有点儿馋，就对父亲说，也想吃鱼。父亲说，咱们要是吃了这顿红烧鱼，恐怕就没有回去的车费了。看到父亲那无奈的表情，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转年春节，父亲的心情格外的好，“四人帮”粉碎了，《义和拳》出版了，他还得到一笔丰厚的稿酬。他给我买了一大盒花炮，和我一起放了个痛快。
冯骥才住在人文社时由责编李景峰代买的词典
我上中学那几年，是父亲写作的旺盛期和高产期。父亲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而家里的柴米油盐、洗衣做饭这些家务活儿都由母亲一人承担。其实，母亲也画画，擅长工笔人物花鸟，所画的古代仕女甚为典雅优美。不过，为了父亲的文学，她放弃了自己的美术设计工作。
■ 选一门“他不会的专业”
在踏入文坛之前，父亲一直从事绘画，还打过几年专业篮球，他兴趣广泛，爱好多样，父亲是个生活兴致很浓的人。记得，父亲喜欢画漫画，在家里经常画母亲和我的漫画，当然，也画他自己的漫画。
父亲虽然很少过问我的学习，也从未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甚至有时会搞不清我该上几年级，但是，在写作空隙，还是很愿意跟我一起玩儿，而且花样翻新。父亲和我养花、养猫、养兔子，捉蜻蜓，捕麻雀，甚至还用借来的气枪打过靶。我们比赛投篮的那个小篮框就是父亲用铁丝做的，固定在木板上，装在墙上，还用线绳编了个小球网。乒乓球台也是父亲用两块铺板和一个木凳拼搭而成的。生活中，父亲是争强好胜的人，打起兵兵球更是如此。他从不打和平球，也从不让我，而是全心投入，每球必争。
冯骥才与年画艺人王学勤
现在，经常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不继承你父亲的艺术基因，搞文学绘画呢？”其实，我高考那年，父亲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当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本来很喜欢中文和历史，而且作文也不错。当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家是人世间的苦行僧，是苦难历练出来的，不是大学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手艺是可以传承的，但艺术不行，艺术的感觉只属于艺术家本人，别人是无法学到的。父亲建议，我最好选一门“他不会的专业”，这样父子俩就能互补了。最终，我选择了英语专业，报考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并从此与英语结缘。在后来的若干年间，我的英语特长还真“互补”了父亲不会外语的缺憾，给他翻资料，做翻译，陪同出国交流。记得，我大学毕业不久，翻译出版了两本英语小说，父亲特别高兴，还给写了序。父亲戏言：“如果你成了大翻译家，那咱俩可就是文坛的佳话了。”
■ 家庭观很重
父亲的生活空间是由两个“世界”构成的，一是现实世界，一是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艺术世界只属于他自己，他每天就是在这两个世界不断穿插与切换，乐此不疲。他的现实世界十分繁杂，往往烦恼大于乐趣；而一旦进入艺术世界，他似乎就进入了世外桃源。问题是，这两个世界的交叉点，就成了父亲生活的“盲区”，往往会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
冯骥才夫妇在冯骥才民间艺术馆
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带儿子来拜访，朋友的儿子在美国当警察。聊天间，父亲发现，这位朋友的儿子一直带着警察特有的眼神盯着他的手看，便问，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手呢？这位朋友的儿子有些不好意思，说道，我只是职业习惯，不过，您有戴两块手表的嗜好吗？父亲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忙乱中又戴了一块表。还有一次，在国外，好像是在意大利的一个餐馆，吃完饭后，父亲很爽快地递给侍者一张钞票作为小费。侍者拿到钞票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两眼发光，不断地朝父亲飞吻，父亲被弄得有些莫明其妙。稍后才明白，原来父亲误将一张100欧元的钞票当成小费给了侍者。
父亲的家庭观念很重，虽然他在艺术上求新求变，在文化上意识超前，但在家庭生活上恪守传统。我奶奶90多岁了。凡在天津，父亲每周二、五下午，必去看望，雷打不动。每年春节，父亲都给我奶奶准备对联、厅堂字画、鲜花水仙、干鲜果品等八大年礼，他说，这是他的年文化之一。父亲重视过年，更喜欢过年，他是年俗文化的倡导者。除夕之夜，我们三口在父母家过年，吃年夜饭，看春晚。临近子夜，我们家的一个摄影师朋友会来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在我记忆中，这个家庭节目已持续快二十年了，接着就是下楼放炮放花，每年父亲都要亲自点燃一挂万头大鞭，崩崩邪气，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上，迎来新的一年。
父亲的外表像北方大汉，但他的内心情感很细腻，很丰富，这恐怕缘于他的南方血脉。我爷爷是从宁波慈城移居到天津的，因此，父亲对家乡慈城充满了深深的乡情，曾经两次在宁波举办画展，一次是1992年，举办敬乡画展；十年后，他60岁那年，举办“甲子画展”，还带上了自己年仅四岁的孙女，父亲说，要把“根”接上。敬乡画展那次，我随父亲一起去宁波，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到故乡。父亲很激动，也很动情，去祖居那天特意取了两杯院子里的土，说那是我们的根。回天津后，一杯与我爷爷合葬，一杯现在还放在他的书房里。后来族人送他两幅祖宗像，每逢春节，他都要拿出来，挂在厅堂，和我们一起拜祖。
2004年底，父亲成立以文化保护为已任的公益组织——冯骤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基金会就设在天大冯骥才研究院内，他让我来协助管理，似乎是命运的驱使，我们俩居然工作在一起，成了同事。
记得一个秋天的下午，父亲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咱俩恐怕有30多年没打乒乓球了，下去打一场？！站在学院二楼大厅的乒乓球台前，我有一种熟悉又奇特的感觉，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我们家那栋老楼的露台上，但对面的父亲已不像当年那样生龙活虎，然而，他还是那样全力投入，还是那样争强好胜。此刻，我猛然意识到，这就是父亲四驾马车不断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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