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跟你讲到我一个同学高考精神失常（说疯掉有点不太好哎）的故事，我接着讲吧。我住的那个村子，都是刘姓，所以就有个别名-“刘家村”。而他，就是在我小学时候认识的，他在东片组，我在西片组。第一次见他，是在小学。开学那天，是我妈送我去的，也是那天，我遇到了他。头天，是在学前班上课，才过一天，学校应母亲的要求，让我读一年级，那年我六岁。无独有偶，他跟我一起去了一年级。书一般开学第一天就发完了的，但我跟他比较特殊，所以我跟他开学第一周不得不跟别人共用一套教材，直到第二周初，新书到了。不小心看到了他的书，竟然是彩色的，那时教材基本都是黑白，所以很羡慕他。就这样，我跟他成为了同班同学，不过那时一个年级也就一个班，而后他也成为我整个小学一直同班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即使有次我留了一个年级。那时候觉得他很勤奋努力，基本早上第一个到校，所以，教室的钥匙在他手上。中午也去的特别早，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就在学校后面，他不善言谈，跟女孩子说话会脸红。上初中之后，由于分班的原因，我跟他失去了联系。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也是因为分班，初一初二是没有重点班差班的说法的，初三开始以成绩分班。于是阴差阳错，我跟他又同班了。感觉他没什么变化，还是跟以前一样，有点固执，脾气有点爆，然后在别人眼里很吝啬，他可以把一支铅笔写的最后一点笔芯都不浪费，太短了手没法拿就套个笔筒上去，最后剩下的一点，他把它剥开，削好，放在活动铅笔里，还可以继续用。因为这个，在班上出了名。不得不佩服他的节俭，他将中华传统美德发扬到了极致，太省了。对于那时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亦可以堪当勤俭节约的楷模。除了铅笔这事，还有吃饭。早饭一般在学校里吃，早自习下课铃响，学生就像刚出狱的犯人，往食堂飞奔而去，他亦是如此。只是他，每次吃饭带到教室里来（那时学校没有餐位，只有打饭打菜的窗口，大冬天也好下雨也好，只能站在屋檐下站着吃，打饭必须跑，不然排队要排很久，而且经常出现插队引起的打架斗殴事件），只有饭，在他座位上还放着一罐腌菜，他就和着腌菜吃。罐子不大，跟老干妈一样高，就是更胖点，这，他可以吃一个月。那时候学校的米是都是学生自己家里带过去的，一斤米换一斤饭。远点的住校生要走（对，走路）几公里的路，把三四十斤的米从家里背到学校。初中毕业了，听说他去了县二中，后来也没了他的消息。最后一次见他，不对，压根没见到他。我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参加高考的时候，当场把试卷撕了，精神失常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沉，那年我大一。第一个寒假，同学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去看望一下他，后来才知道他跟我一个初中同学是高中同学。我答应了同学，于是约好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嗯，天有不测风云嘛，那天，没啥太阳。我带着同学，走着那条很多年都没有走过的乡间小道，到了小学附近，拐了好几个弯。快到他家门口时，我突然脑补了一个画面，他穿着格子衫，嗯，医院那种，会不会我去的时候突然他就跑出来，一怔，我停了脚步，同学问我咋不走了，我拼命把脑海的影像打散。出乎意料的是，他家门大开着，几只鸭还在吃着米糠。遇到了他父母，说明了来意，他父母说，他现在不在家，已经好了很多，至于其他的，我也忘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不敢想象那是怎样一副模样。随后，拜别了叔叔阿姨，连口水都没喝。就这样，这件事与同学的分离告了一段落。我都差不多忘了。至于他为什么会精神失常，这并不是一个简单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这其中涉及到的东西很多，有家庭，社会，学校，个人，历史的原因，不能简单的归咎到他心理素质差这一个因素上去。无独有偶，在我在广州工作的两年，我又遇到一个人，我的同事，跟了我近一年，最后因为承受不了工作的压力也精神失常，回家去了，今年三月跟他联系时他还没有去工作，闲在家里都半年多了，哎，难道就简单的认为他只是受不了工作压力而崩溃？人是一种很复杂的动物，社会也很复杂。人往往陷于表象假象而无法看透事物的真象，无法看到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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