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就是一次展览

    一本好书，就是一次展览，这点我深表赞同。

    早期的写作，都是发生一件事就写一件事，大人物说一句就记一句。这是把“时间”当成了唯一的写作线索。

    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出现了一次伟大的文本体例创新：司马迁写的《史记》。

    而司马迁写的《史记》，不同于以往的以“时间”为维度，他是以人物为主要线索来创作，最终创造出了“纪传体”的写法。

    一般我们认为的“纪传体”，“本纪”部分写的是帝王传记，“世家”部分写的是诸侯传记，“列传”部分写的是个人传记，之所以名称不同，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份不同。

    但是，这样认为，就对司马迁本意理解的有些窄化了。

    “本纪”主要负责记录文明秩序的溯源和变迁。只要是主导了某个时期天下秩序的人物，都可以写入“本纪”。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项羽、吕雉没有当皇帝，但也被写进了“本纪”。“本纪”是中华文明演化的主干。

    “世家”记录的是地域的开拓与家国的绵延。所以，无论是周朝分封的诸侯，还是汉朝分封的世家大族，都被写进了“世家”。但有趣的是，孔子和陈涉这两个人，并不是受封的诸侯，为什么也进入了“世家”呢？因为他们是重要文明支脉的开拓者。所以，“世家”是中华文明伸展出去的枝条。

    “列传”记录的则是个体的觉醒与人性的光辉。

    三种篇目合起来，就是中华文明主干、枝条和果实的一张全景图。

    “纪传体”体现出来的创新力是惊人的。此后两千多年，二十四史的作者，再也没能跳出这个体例。

    而且，不仅如此，还有雄心的史学家另辟蹊径，于是就有了《资治通鉴》对编年体的复活，以及南宋袁枢首创的“纪事本末体”。

    为什么书一本好书就是一次展览？

    是因为，写书并不容易，不同的约束条件，通向不同的体例创新。

    于是，就有了游记类作品，作者先去锚定一个历史名人，最好是著作丰富的人，然后把这个人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这样写出来的书，就会出现多重张力：既有书本知识和实地见闻之间的张力，也有不同时代之间物是人非的张力，还有两个不同观念、背景的人感受之间的张力。

    还有一种创新的写法，是把笔触约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

    就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无关紧要的年份1587年，写出了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物的截面，写出了这些人物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年份才闪耀出独特的光芒的一面。

    而很多人，也是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才喜欢上历史书的。

    写作的创新，每发生一次，就让后人看到了文化建构的更多可能性。

    如果想写一本是，何妨直接借用这些智慧？

    建构无穷，以待来者。

    一本好书，就是一次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