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张“民贵君轻”是顺应历史潮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

提起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是绝对少不了的。而提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孟自然是高居榜首。孟子作为亚圣，是儒家的发扬光大者，其最著名的思想莫过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了。其思想都有哪些体现呢？孟子又为何能提出这个观点呢？

首先，在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人民以物质上的保障。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是安定人民的首要措施。他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人民没有一定的产业，就不会有一定的道德信念，没有道德信念，那么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就会不择手段，为所欲为。所以“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事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如何制民之产呢？孟子认为首先要使百姓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不违农时地进行耕种。“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面对当时繁重的赋税，孟子主张“省刑罚，薄赋税”，认为统治者只有减轻对民众的奴役和剥削，使民众生活稳定，民众才会服从统治，社会才会安定。从这点可以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符合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很有科学性。

其次，在政治方面，孟子的民本思想可分为几点：

⒈、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指出人民才是最根本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对此进行论证：“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是说天子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固。土谷神只有保佑人民，其设立才有意义。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的存在，那就应该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唯有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孟子还以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说明了如下道理：失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夏桀商纣对待人民残暴无比，失去民心，最终导致国家灭亡，最终也落得逃亡或被杀的下场。他引用了《汤誓》里的话“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说明对待人民残暴的君主，不得民心，人民情愿跟着去死。相反，商汤、周文王行仁政，爱护老百姓，“汤德至矣，及禽兽”，“文王视民如伤”，“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灭桀纣而得天下。

2、民意即天意。他引用《太誓》语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民意即天意。国君的权力是“天与之”，“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只有顺应民心，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既然如此，他主张限制君权。孟子认为，从圣人到民都是同类，人在“类”的面前一律平等。“圣人与民，亦类也”，“圣人与我同类者”，“尧舜与人同耳”，他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就提高了普通人的地位，论证了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特点。正是以此为基础，孟子极力反对为人君主者大肆扩张并滥用自己的权力，主张从阶级的利益出发，对此加以适当的限制。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异位。”孟子还主张君主与臣民之间在人格上的对等。“君之视民为手足，则臣视君为心腹；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这就使孟子的民本思想有了个性解放的因素，在当时君权至上的社会中，这种看法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在往后的历史长河乃至今天，他的这种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3、管理内政方面，孟子认为，无论选拔人才还是杀人。国君都要尊重民意，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归。人民的意向是国君决策的主要依据。“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在对外政策中，孟子也坚持了民本思想。齐国攻打燕国大获全胜后，齐宣王问孟子是否该吞并燕国。孟子答道：“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吞并别的国家也要看那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欢迎这样做，他充分认识到了只有顺应民心，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人民的地位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4、与民同乐。国君要使老百姓敬爱自己，归服自己，必先爱民；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当齐宣王问孟子，为什么他的狩猎场才四十里，老百姓就以为大了，而周文王的七十里，老百姓还以为小。孟子道出原因：因为文王的狩猎场“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而齐宣王的就不能，“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与民同乐，被认为是一个贤明君主的必备素质。孟子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与天下，忧与天下，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这种思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同时，历史也证明只有真正做到“与民同乐”者，才会得到人民的爱戴，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上的君主，必然不得民心，王朝必然走向灭亡。

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固然离不开他个人的天才与创见，但也是他顺应历史潮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早在“轩辕之时，神农氏也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征讨诸侯，就是为了把老百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说明在远古时代，民本意识就已经出现了。至于黄帝以后的尧、舜、禹等，《史记》中也大量地记载了他们为百姓造福的事。《史记》的记载虽属传说，但是传说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步进了文明的门槛，这是勿庸置疑的。那时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占有的财产与社会地位都逐渐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尤其是部落的首领，有了相当大的特权。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常常会发动本族掠夺、侵犯他族的战争。有战争就必然有胜负，人心的向背无疑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于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也为了维护本族的整体利益，部落的首领们就想法设法赢得民心，于是民本思想就应运而生。传说中古之圣王的重民、爱民事迹，正与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相吻合。

如果说史前传说时期诸圣王重民、爱民之说为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正面经验的话，那么后三代桀、纣由于轻民、暴民而导致夏、商覆亡，为民本思想的发展、深化提供了反面教材。反面教材往往比正面教材更深刻，教育的效果更直接。它促进了民本思想意识的深化和升华。到了周代，统治者对民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不仅在经济上认为治民就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而且在政治上，也要高度重视民的问题。这在《诗经》等古著作中多有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历史上政治大动荡的时代。频繁的战争，各国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使生产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孟子描写当时的情况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颠沛流离，哀鸿遍野。在无法照旧生活的情形下，反抗自然就产生了。周顷王五年（前614年），梁国奴隶暴动，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陈国庶民起义……这些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使统治阶级意识到了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发展了周初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了“重民”的学说。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认为“仁”就是爱人，所以行仁政就要“惠民”。与儒家思想对立的墨子，也主张“兼爱”。这种重视人的看法，是当时的思想潮流。相形之下，君权绝对至上的思想动摇了。由此可见，孟子的民本思想的形成，与时代是离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