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娃子
年年岁岁，部队过节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念一个人。他是四号首长，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1970年12月30日，我这个被接兵部队相中的“样板戏“艺徒，雄纠纠气昂昂地从阻止者的眼皮底下蹬上北去的火车，荣耀地成了一名“文艺兵”。部队驻扎在河南新乡市附近的苏式营房，属军直炮团，下辖四个营：一个高炮营，一个火箭炮营，一个加浓炮营和榴弹炮营。到达新兵连的第十天，就被通知去见四号首长。
四号首长(二排右4)与部分宣传队员合影(俺前排左2)
“张啊(小字没念出声)，部队为了你，和你们武昌县人(银)武部弄得僵啊，知道不?”四号首长轻言细语面带笑，又拍我肩膀又摸脑袋，使我一下子消除了紧张。
“知道，剧团不放，县武装部那个政委还找过我，不准我当兵。是江干事让我从剧团偷跑，回公社报的名。可是讲好的哟，他不说肯定能来部队，我可不敢跑!”
“对呀，江干事叫你跑，还是我的主意咧!来，‘郭建光’同志，给老头子唱两段!”
四号首长高兴得孩子式的，我不能推辞。于是便打起精神，清唱了好几段。
“好啦。你明天就到宣传队去报到。十七岁了，可不许调皮和贪玩儿，要不然，我可要打屁股!”
“明天”真去了宣传队。队长是小个子干事，姓肖名家禄。队员来自“五湖四海”，有豫剧团的、曲剧团的，川剧团的、话剧团的、采茶剧团的，歌舞团的……分三个组：一个创作组，负责编排节目；一个器乐组，个个都有一技之长；一个演员组，南腔北调，也能各显其能。
我可以拉京胡，却安排当演员，学些舞蹈节目，也唱“样板戏”。有时轮不上唱主角，就在幕后扯起喉咙“帮腔”：譬如郭建光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此一去呀”，“少剑波”的“好一派北国风光——”，别人高不上去，我却能用假嗓吼出来。
当年武昌县京剧团的“李玉和”（左）和“郭建光”
四号首长经常来宣传队虚寒问暖，并向肖干事打听我的表现，自然，一高兴就又喊我去专门为他唱两段，我唱累了，他听够了，就领我去小食堂开“小灶”，以示奖励。久了，我把他当父亲，在他面前也就不再那么循规蹈矩“立正”喊“报告”了。他似乎对我有些偏爱，常常叮嘱我守纪律、勤学习，把部队当学校。那时年幼无知，也单纯，他的话我都记住了，却没记住他的名字，只晓得是东北人，别的首长都带家属，他却是单身汉，据说夫人是个小脚老太太。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奇怪，因为部队首长战士都只叫代号，不知也不问其姓甚名谁。不曾想，这个规矩造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当兵的那年冬季，部队野营拉练到黄河滩。我们宣传队就带着节目，随军向驻地老乡作慰问演出，餐风露宿，在台上蹦蹦跳跳，不觉得苦和累。每次演出，老百姓都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与焦作兵邱继承合演《智取威虎山》片段，瞥一眼黑压压的老乡，我喊“李勇奇”一句“老乡”，立即就热血沸腾……
1971年：孬张在河南新乡
摆拍剧照，像潜伏么？
第二年冬季野营拉练，部队翻越太行山到达山西上党和长治地区。印象最深的是天气奇冷，在野地撒泡尿，很快就能结冰。但宣传队员所到之处，一场接一场，照样演出。记得有个节目编得演员挺恼火，明明是冰天雪地，却要穿单装持枪表演“埋伏”，一个个虽在台上当英雄，下台来却哆哆嗦嗦、咬牙切齿骂创作组。可骂归骂，节目不能改，照演不误。
返回营房后，我入了团。四号首长又高兴地叫我唱戏，慈父段地叮嘱我别骄傲自满，说在部队里吃点苦受点累会终身受益，“人(银)活着，就应该有个人(银)样儿!”
宣传队员骑大炮，神气吧！
当时兵役制是两年。因团级建制的部队里不允许有专业宣传队，而我们绝大多数队员都来自专业团体，面对每年的三个月“解散”，都怀着抵触情绪。我第一年“解散”时被安排在电影组学放电影。第二年就和其他队员一道，下连队当战士了。由于连队把我们这些人当“客人”对待，我们这些“客人”也就在老兵退役的时候，纷纷提出申请踏上了返乡的复员之路……
前些年出差到重庆，与战友周通相逢，谈起当年的宣传队，回忆四号首长(他告知首长名叫郑兰树)和众多去向不明的战友，不禁感慨万千。他如今是重庆化工局宣传处长。我也成了一名专职新闻工作者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一点成就，与当年投身人民解放军这座熔炉里锻炼分得开么?
岁岁年年，每逢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就特别怀念部队生活，深深地思念我的四号首长，深深地思念曾与我同甘同苦的的战友，在心中默默地祝福……
当年与大哥周通（右）
(注：宣传队战友周通已因病去世数年,此文悬作祭祀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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