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刚要溜出门去玩,一趟房的郭丫来了。她进屋冲我妈甜甜地喊了一声婶,就凑到我跟前,拽了一下我的衣襟。我知道她有事要说,就假装对我妈喊,妈,我去郭丫家写作业。拖起空荡荡的书包,一溜烟跑了。
郭丫说,听说没,矿区电影院今晚要演《铁道卫士》,反特的,老好看了。
“好看有什么用,也没票啊,怎么进去。”
“我姑家的哥哥调工会去了,他在电影院把门。你跟着我,保证能进去。”
郭丫是我同学,比我大两岁,因为小时得过脑炎,一写算术作业就迷糊,大概要用“请”我看电影的方式和我拉近关系,好继续用我帮忙。
看电影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除了学校包场,我们自己很少能走进电影院。
我犹豫了一下,用不用告诉我妈一声呢?郭丫说,反正就当你在我家写作业,我们现在就去,六点开演,八点准能回来。
心里一激动,就听了郭丫的,跟着她连跑带跳,去了电影院。这时门前已聚集了好多人,我们好不容易挤到门口,果真是郭丫的表哥和另一个人把门。
大概是郭丫和表哥说好了,到了门口,郭丫从兜里掏出两张卷着的“票”,塞到她表哥手里,拽着我就往里走,像和她表哥不认识一样。事后郭丫告诉我,门口的人都瞅着,你如果不装着有票,发现表哥走后门,没票的人就会跟着一拥而进,把门的堵都堵不住。
铁道卫士第一次上演,发的是招待票,我们进去没有座位,就跑到二楼放映室的墙角边躲着,等影院关了灯,我们才像作贼似的从上面下来,到观众席的边侧过道处,靠着墙站着看。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反特片,刚演不长时间,就完全被吸引。美帝轰炸鸭绿江大桥阴谋破产,特务马小飞受命潜入沈阳,和暗藏的特务勾结,图谋颠覆我军用列车。计划失败,参与爆炸的姓徐的特务被灭口。看到马小飞和吴济春在沈丹铁路线同时安放三处炸药那个桥段,心仿佛跳到嗓子眼了;而公安科长高健与特务在列车上那场激烈搏斗,又兴奋又刺激,则看得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电影结束了,我却觉得意犹未尽,真想接下来再看一场。
我第二天上学时,同学们都在议论说矿区电影院演了新片子,不知学校能不能包场。得知我已经先睹为快,纷纷把我围起来,我则绘声绘色,给同学们讲起这部电影,恨不能把所有细节全部描述出来,把他们羡慕坏了。第一次享受到众星捧月的待遇,得意的我有些忘乎所以。
从这场电影开始,郭丫和我的关系好得坚不可摧,我对她是有求必应。
说起我们好饥渴啊,此前看最多的电影是“三战一队”(《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从1966年到1973年,整整七年没有国产故事片可看。1969年后,八部样板戏陆续拍成电影,恍惚记得这时期也引进了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有《宁死不屈》《创伤》《脚印》等等。1970年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络,几部朝鲜电影也出现在银幕上,按先后顺序应该是《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与此同时,之前拍的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随着周总理访朝而解禁,《英雄儿女》《奇袭》《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战友》。这五部影片对我们影响最大至今耳熟能详的当属《英雄儿女》,王成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尤如引力波一样吸引着当时的我们。电影在那个年代是最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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