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了欧亨利的《哈莱姆区的悲剧》。我曾经以为欧美女人的处境比中国女人可能稍微好一些，大量阅读之后才慢慢意识到，人的本性都是相通的，在任何一个父权社会中，哪里的女人的生活都差不多，各有各的悲惨。不同地区的区别无非是，一路走来，有的地方坑深，有的地方坑浅，有的地方毫无顾忌地吃女人，有的地方披着一层漂亮的遮羞布吃女人，有的女人能意识到自己在受难，有的女人不但意识不到，还成为帮凶并甘之如饴。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并不是生活在真实之中，而是活在一场演出之中。曾经，因为我不想去参加某一场亲戚们的聚会，母亲突然崩溃，声嘶力竭地怒吼着：“你为什么不去！我也不想去啊！为什么我就要去啊！你现在这么做，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对她的这种表现印象非常深刻，她说的话也值得细细咀嚼。显然，没有具体的某个人强迫她必须要参加这场聚会，是别的什么力量控制了她。她说自己不想去的这一点未必是真实的，可能只是试图控制我的一种话术。她在行动上已经表现出一定要去，必然是想从聚会中得到点儿什么，或者她不去，就会损失点儿什么，损失的东西让她害怕。人不会主动做自认为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我的母亲会这么说，这么做，一定是因为她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不管这个“利”是不是真的存在，只要她认为存在，动机就足够了。人的行动比脑子转得更快，当她行动起来的那一刹那，得失已经计算完毕。
人若是处于某种失控的状态中，或愤怒，或悲哀，或沉默崩溃，这个时候他们说的话基本就是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话了，出于对未知的巨大恐惧，人们已经无暇掩饰自我了。如果这几句话是我母亲的真实想法的话，那么在她的叙事之中，“我”这个人的想法和感受并不重要，“她”的想法也不重要，因为她明确说了自己也不想去。“我”不存在，“她”不重要，而“他人”的想法则是这整件事中的重中之重。挺不可思议的，对吧？在她的叙事中，居然是“无我”的，或者说“我”不重要，只有“他人”。她的人生，在舞台之上，只有死亡才能为这场表演画上句号。
很多结婚之前认为自己可以在婚姻中做到和丈夫完全平等的女性最终还是为家庭做出了重大牺牲，很多生孩子之前信誓旦旦绝对不逼迫和控制孩子的人在孩子上学之前就开始“鸡娃”，很多下定决心决不对亲人使用暴力的人在遇到失控的情况时第一时间开始使用暴力。在等级森严的环境中，我可悲地发现一直口口声声说着平等自由的我跪得最快，磕头的同时直呼“万岁万万岁”。我相信在那种情境中，我们的大脑在一瞬间权衡利弊，选择了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做法。在真正进入某种现实的情景之前，我们并不能预知自己会遇到什么情况，自己会怎么做，越是信誓旦旦地说着“我决不会”的家伙越不可信赖。我们觉得自己能反抗，实际上，真能反抗的有几人呢？尤其是当身边所有关系亲密的人都反对你的行为的时候。
在全景监狱(Panopticon)中，每个人头顶都有无数双眼睛，我们只能温驯地垂下双眼，摇尾乞怜。在这里，被漠视比挨揍还要让人痛苦。
“主人，我今天很乖很乖，请你多看我一眼好吗？我和那些坏孩子可不一样哦，他们让主人您操心了，我帮你骂他们，打他们，用酷刑折磨他们，让他们再也不敢这么干。那些不听话的小孩们，我们可以收拾他们的父母。主人，你看看我啊。”
我们读了这篇小说，嘲笑芬克太太和卡西迪太太太傻，家庭主妇肯定是脑子坏掉了，平静的生活不过非要找抽，但是当我们处于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只能成为芬克太太和卡西迪太太，甚至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幸福，或许还会骄傲地用自己的经历去规训那些年轻女人们，“打是亲骂是爱，打得越狠爱得越深”“谁家的老公不打人”。在扭曲的状态中，人人都会得到一个好结局，“不过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斗争已经结束。他终于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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