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彼得·海斯勒]，
译者: [李雪顺]。
推荐阅读李雪顺译本。李雪顺是作者彼得.海斯勒在涪陵任教期间的同事。
几年前，读过一本《寻路中国》，对这本书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点：这是一本外国人写中国的书，作者视角宏大，又能见微；描写中国人日常的视角陌生又有诙谐感，比如说中国乡下人打车时像在“拍打一只看不见的狗”；。
作者彼得.海斯勒一共写过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另两本是《甲骨文》和《江城》。《江城》是他第一部作品，相比于《寻路中国》的成熟圆润，更有棱角。作者在里面对中国的各种问题直抒胸臆，有时无奈，有时愤怒。作者的个性跃然纸上。
翻译者李雪顺在翻译完《江城》，多年后再见到彼得.海斯勒，说彼得已经和过去不一样，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父亲、丈夫、写作者。
而《江城》，难得地保持着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初印象。
江城指的是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依山而建的一座小城，名涪（fu，二声）陵，盛产涪陵榨菜。1996年，毕业于牛津英美文学硕士的彼得.海斯勒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的派遣，来涪陵教书，为期两年。两年结束后，他回到美国，用四个月时间写完了自己在江城两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有个中国名字，叫何伟。
何伟在2002年拿到自己写的《江城》，忍不住感叹：我怎么写了这么个老古董。可见当时的中国变化有多快。从20世纪末开始，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三峡大坝开建，互联网兴起，大学生开始自主择业，学车的人多了起来，沿海城市发展迅猛，私人经济方兴未艾……1996年何伟去涪陵时，涪陵没有铁路和公路，出门只能坐船。2002年时，坐船出行已成为历史。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赫然在目。到了2011年何伟再返涪陵温故，涪陵已经开通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铁路。
要完全地捕捉迅速变化的中国不太可能。何伟选择了写一个中国内陆小城，用这个小城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的样态。在这个小城里，他选择写一些人，包括积极入党的大学生，对政治没兴趣的大学生，开面馆的黄小强，去了沿海城市的学生，严谨自尊的廖老师，人生经历丰富的孔老师和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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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他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这些中国人。他学汉语，尽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掌握他们的思想节奏。慢慢地，他学会了从中国人角度看事情。当张小龙摔断了腿时，何伟竟判断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张小龙再也不能被工厂开除，他虽然失去了腿，却保住了”铁饭碗“。
那时的中国人，在夹缝中求生存，面对变化有些懵懵然，也有人敏锐捕捉到时代气息。有个叫徐华的姑娘去了沿海城市，开始学着用手机、学开车，带红葡萄酒给住在偏僻内陆农村的父亲徐先生品尝。徐先生经历过战争，在大陆与台湾分离时被迫与生父分开，又因为生父的身份问题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他挨过饿，受过苦，改革开放后又因着国家的新发展，要举家搬迁到新城，因为他们的旧家将要因三峡大坝而永远埋在底下。
战争、骨肉分离、毛泽东像、红葡萄酒，何伟的书中到处都是这些奇幻式的组合。二十世纪的中国就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变化应接不暇。
我是80后，没经历过战争，大陆与台湾分离，文革，也没经历过家被大水淹没，我为什么读《江城》里这些人的故事时，仍然那么感动？要感谢何伟的视角。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又有着现实精神，他温柔的笔触，平等的对话，让我的内心打开一扇窗。这些经历丰富的人曾经在我眼里只是符号，是何伟让我认识到，他们脸上沉默的皱纹也蕴含着丰富的味道。
徐先生的女婿孔老师，是何伟的中文老师。孔老师经历过三年灾害时期的挨饿、文革，改革开放后，他得到一份教职。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铁饭碗的性质渐渐发生变化。孔老师要自己买下住了多年的教职工住房，要自己去找还在起步阶段的保险公司上保险。此外，涪陵城的小学学费也在日渐上涨。
一个人前半生所有的艰辛，都在何伟的笔下写了出来。但孔老师对这一切看来并不忧虑，因为他经历过更多的磨难。
何伟对中国人如何看待政治很感兴趣。他在课堂上故意设计话题，让学生为中国政策而争执。他在街上和人谈话，也故意引导到政治话题上。他坐火车去新疆，在火车上也不忘和邻座谈谈中国的政治。
当时西方人评价中国民主的话题在国际上甚嚣尘上。而中国老百姓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开面馆的黄小强认为政治和自己没关系，他和许多出租车司机、小老板一样，只希望挣更多钱，换更大房子，买车，买手机，买新VCD。那时的学生更多还是相信书本上教的东西。与何伟常交谈的摄影师认为学生怎么会懂政治，学生没经验、缺乏生活，他们的理想主义只会害了国家。而火车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想着更多的还是娶媳妇，去一个海边城市过日子。他指着火车外一个站在垃圾堆旁边牵驴的农民，问何伟“你觉得这个人，他关心民主吗？他只想吃饱穿好。“
就好像，二战期间，国民党用的是美国的先进武器，共产党用小米加步枪。为什么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先进武器虽然好，但需要良好的后勤运输、充足的弹药，加上懂技术的士兵。橘生淮北则为枳。
本书另一大看点是何伟写作的优美。何伟在读硕期间师从非虚构叙事大师约翰.麦克菲。何伟的视角常在远近景之间切换，尤其是每章最后一段，都像纪录片一样动人，仿佛文字已经活了起来，组织成了一张张画面。
书中也有大段对涪陵的景物描写。仿佛眼前挂着何伟放的一个摄像机，你跟着他的文字，看到了山脉的高低起伏，又看到了稻田的五颜六色，农民意味深长的笑容。
有人感慨何伟看到了许多中国人看不到的地方。这也得益于何伟外国人的身份。不过，正是由于何伟的观察者身份，也导致他无法体会另一些东西。
当他来到巫山一个朋友家，朋友住房周围的道路狭窄、坑坑洼洼，而房子狭窄逼仄，何伟喜欢这有年代感的小城，以为这里饱含风情。可是他的朋友每天要在这样的房子里烧火做饭，每天走艰难的路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些生活的艰苦让朋友不会有多少心情欣赏美景。
不过，何伟对这些是理解的。他在一个老师激动地告诉他“现在我能教书，我自由多了“时，虽然不理解教书和自由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保持距离和尊重，不做判断。他也认识到，所有他见到的人，田间憨笑的老人，课堂上集体沉默的学生，每天奔走的生意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甚至他们出生前的一些事情在影响着他们现在的态度和选择。你不了解这些，不能做出断语。
何伟是谦卑的，温柔的，自省的。
这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一大因素。看《江城》，我也看到了那个年代的自己一点影子，而我的父母、祖父母也经历过书中那些年轻人祖辈的灾难。大家都挺过来了，在时间巨轮上滚滚前行。时间把一切都抛在脑后。
何伟在课堂上告诉学生，莎士比亚爱一个女子，为她写诗，这女子现在被中国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学子口中吟诵、心里念想，所以这女子永远活着。何伟也借着自己的笔，把20世纪末的中国，永远地定格。
但我们谁也无法拒绝历史。历史是现实的一部分。美国查尔斯顿大学在2006年指定《江城》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必读书目。该大学至今仍有对涪陵充满向往、对何伟充满崇拜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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