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六年，远在乌鲁木齐的大哥，在那年年前，写来了一封信，告诉家里人，今年要带着儿子，女儿和老婆一起回家过年。
母亲偏瘫，父亲病重，只剩下姐妹俩忙出忙进。大哥远方的来信，总算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春节将至，家徒四壁，没有钱置办年货，只等着大哥回来，一家人能高高兴兴地过个团圆年。
腊月二十六，大哥大嫂果然带着六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回来了。大哥是回来了，可大嫂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头扎进同村的大姑的家里，根本就没有踏进家门。
大姑是父亲的妹妹，嫁给同村一个吴姓的瘦高个男人，尖嘴猴腮。因为嫌弃大舅哥家穷，大姑姑父同这个大舅哥家很少有来往，关系很是疏离。说起来大姑和姑父其实比一般的邻居对自家哥还要苛刻和冷漠。
大姑家有一个大儿子，两个小女儿。两个女儿和秋雁姐妹俩是同龄，所以从小一起玩到大，也算是朋友。大姑家的儿子娇生惯养，公子哥一个养尊处优，后来因为拦路抢劫致人伤残被判刑。这是后话。
因为姑父也姓吴，多少和大嫂娘家一有点儿沾亲带故，所以大嫂一直和大姑家走得很近。从前大哥大嫂一打架，大嫂就往大姑家跑，回家对公公婆婆更是变本加厉，不依不饶。
虽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证明大姑挑拨离间，但秋雁知道，自己家的家事大姑没少掺和。后来秋雁还听说大姑和大姑父找到父亲，要求秋雁嫁给他家游手好闲的儿子，父亲言辞拒绝。——那种近亲结婚，法律也是不会允许的。大姑和大姑父恼羞成怒，对秋雁一家的困难非但袖手旁观，还逮着机会找茬挑事。
姑父家解放前是老地主，家资颇丰，据说大姑的婆婆以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还有过使唤丫头，解放后那个使唤丫头当作女儿嫁到了附近村子，一直有来有往。姑父家在村里算是比较富裕的，家里有一片房子，一个小四合院。
大嫂和侄子侄女就住在大姑家里。大哥回了家，天天玩牌，可是他对家里的事一点儿也不上心，更不去置办年货。大哥吹牛皮的功夫了得，拿出一大叠来往的账单，向秋雁春玲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有钱，远远超越了村里的徐大铁这个万元户。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家里连一两肉还没有买。腊月二十九那天，大哥早早的去集镇上去赶集，直到中午回家，只拿回了一兜青菜。
父亲气得半死，躺在床上，拼命咳嗽，上气不接下气。母亲自从生病以后，脑子也有点反应迟钝，只听从医生的安排，竖头就强撑半边身体，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锻炼身体。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滴水成冰。后来许多年里，人们在报道天气寒冷的时候，总会拿那年相比。反正以后许多年都没有那么寒冷的冬天。
家里熬了红薯稀饭，权当过了个大年。大年初一，父亲的情况越来越糟，大哥出门玩牌，顾不上给爹叫医生。
一大早秋雁和春玲一起冒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到附近的一个村子，敲开了一个乡村医生的家门，好说歹说人家才答应上门出诊，到家里给父亲挂上了吊针。
晚上大哥回家，知道父亲输了液，还有点不高兴，把姊妹俩叫到旁边:“看这个样子，爹是不行了，看来也不用治了。没有了爹，我把娘和你俩都带到乌鲁木齐去。”姐妹俩没敢吱声。
第二天乡村医生又来了，一瓶吊针还没有输完，父亲的情况就突然不好起来，脸色发青，一时时会没有了呼吸。乡村医生拔了吊针，要求父亲住院治疗，也就走了。
看样子父亲在家是捱不住了，秋雁跑到隔壁喊回大哥。大哥拗不过，想到可以送到医院上班的大妹那里，也就套了架子车，兄妹三个把父亲送到大姐所在的医院去住院。
一夜大雪，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天地馄饨，田野和院子里白茫茫一片。偶尔会有一只鸟“嗖”的飞起来，引起很大的动静。雪花绵密，且柔且劲，天地一色，路上行人车辆稀少，地下滴水成冰，人人都偎在家里，冻得缩头缩脑。
大哥拉了架子车，秋雁春玲一边一个跟在后面帮推车。架子车上铺着稻草，父亲躺在稻草丛里，上面盖了一床薄棉被。秋雁清楚的记得，父亲的脸像蜡黄，像黄裱纸一样，大张着嘴巴，眼睛也瞪得大大的，粘痰从父亲乌紫的嘴角里不断的流出来，父亲呼吸窘迫，好像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
冰天雪地走起来异常艰难。一路上兄妹三个谁也不说话，跌跌撞撞的不知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县城。大姐所在的医院也是县城的一个城郊医院。大姐没上班，穿白大褂子的老医生，带着听诊器从急诊室出来，走到架子车旁边的，在父亲的胸口上听了听。听大哥介绍了大姐的关系，吩咐女护士帮父亲戴上小型氧气包。
“唉，不用往下抬了，太晚了，带上氧气包，拉回家吧。”花白胡须的老医生摇头叹了口气。
秋雁和春玲哭了起来，大哥啥话也没说，拉起架子车，掉头顺着来时路朝家走。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茫茫大雪，天地一色，路是那么漫长，那么遥远。秋雁和春玲边默默的流着泪，边扶在架子车的两边，机械地朝前走着。
父亲走了。大哥召集乡邻把猪圈里的家里那头仅有百十来斤的小猪杀了，又扒开雪地背回萝卜，白菜，蒜苗做饭招待客人。房前屋后的梧桐树放倒了两棵，请人在家现做了一口薄棺材。由于新鲜木材很重，地上又上了实冻，出殡的时候，抬棺的几个小伙子压得呲牙咧嘴，刚抬出院门，抬棺的绳子就断掉了。
人都说父亲是不愿意离开，不放心一家子人啊！为此家里还做了法事。
自从回家就没有踏进家门的大嫂，这次回到了家。白天在家里盯着，晚上到大姑家去睡觉。
父亲总算入土为安，大嫂就迫不及待了，拉上大姑家的架子车，不分青红皂白把家里的煤球，剩下的猪肉和青菜，甚至坛子里面年前腌的咸菜，连同坛子一股脑装上架子车，也不嫌累。一个人“吭吭哧哧”，踏着泥泞，把东西拉到了几里路外的娘家，秋雁家里像招了贼一样一贫如洗。
那年秋雁十七岁，春玲也十五岁了。两个姑娘一人围了一个白头布跑到大嫂娘家去讨要，当时几个村子的人都轰动了，都赶出来看热闹。杨家几个自家的叔叔，婶婶怕出事，赶上去好说歹说才把姊妹俩劝回家。
大嫂大摇大摆的回来，旁若无人，东西算是要不回来了，还免不了白天黑夜的劈头盖脸的臭骂。姊妹俩再也不敢吱一声。
大哥不知是当不了大嫂的家，还是当初根本就是随口说说而已，大哥并没有像原先承诺的那样，把母亲和两个妹妹带到乌鲁木齐，对这件事一直只字不提。
正月十六早上，母亲起床发现大哥不见了，他放在屋里的东西也不见了。秋雁赶到大姑家，大姑告诉秋雁，大哥一家早就决定过罢十五就走，还反过来问秋雁怎么会不知道。大哥走了，只留下偏瘫的母亲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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