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惟本（养猪系统控制技术）
“生物安全”( biological safety; bio-safety)一词何时引入养猪业似无从考稽,被业内人士视为时髦用语广为谈用。毋庸置疑,“生物安全”的概念在业内已经深入人心,场场知晓。在“生物安全”理念的支配下,人们纷纷将猪场迁徙到偏地僻壤,进场必须紫外线照射杀菌或喷雾消毒杀菌,进生产区必须沐浴更衣。这些看来比人医进手术室还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术者进手术室没有紫外线照射,也没有沐浴)防止了疫病的发生吗?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并没有成功防止疫病在猪场流行丁。
我国猪病肆虐的事实不得不令著者反复反省三思:“生物安全”到底给中国养猪业带来了什么?到底给养猪人的思维带来了什十么?是“生物安全”本身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一、还原“生物安全”的本来面目
“生物安全”一词的概念通俗讲是指防范由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主要指转基因技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对又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及及人类健康可能构成的危险或潜在风险。
而专业的讲述有两种定义。其一是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那些现代生术而获得的遗传修饰生物体,避免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涉及学科是生态学与保护生态学);其二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国越境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嚎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涉及学科是资源科学与资源生态学)。
后来人们将这一概念广为引用泛化,从而引申出广义的“生物安全”,即各种生物因素对社会、经济、人类健康及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危害或潜在风险无论是狭义的概念还是广义的概念,其内涵均表明生物安全所受到的威胁来自外界。首先是人和动植物的各种致病有害生物;二是外来生物入侵;三是转基因生物(严格讲是外来生物)对人类健康、农业生物和环境生物的威胁四是威胁“生物安全”的因素是生物
二、中国养猪业从“生物安全”内 涵中接受了什么
著者接触过业内众多人土,上至相关科学家、教授,下至普通的畜牧兽医专业人员、猪场老板、饲养员,一致认为“生物安全”极为重要。中国猪病猖獗的根本原因就是“生物安全”未做好,是传染病未防控好,威胁就来自各种各样的病原微生物,并且这些生物的威胁都来自场外。这样,在猪场就出现了本书开篇中叙述的现象。
遗憾的是猪病并未因此面消停,反倒愈演愈烈,每年周而复始。特别是2010年至今,许多“生物安全”良好的知名大型养猪公司也未逃脱高死亡 不难看出中国养猪业从“生物安全”内涵中接受了两个理念:第一,中国猪病之所以猖獗,威胁来自生物性因素;第二,这些生物性因子皆来自外界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人们不遗余力地去做两件事情:第一,科研人员奋力研制各种疫苗,品种越来越全,接种剂量越来越大;而养猪人恨不得能接种现有的所有疫苗,以期用疫苗来终结疫病的流行;抗菌药越用越新,用量越来越大,。第二,制订了极其严厉的防止疫病从场外传入的措施,包括将猪场建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穷乡解壤
遗憾的是猪病并未因此而消停,反倒愈演愈烈,每年周而复始。特别是2010年至今,许多“生物安全”良好的知名大型养猪公司也未逃脱高死亡率奶猪腹泻与口蹄疫的肆虐,这是为什么?
三、对“生物安全”概念在猪的“生物安全”
外延中的特殊性缺乏认知
(一)概念的矛盾属性
同世间万物与现象一样,概念作为客观存在的思维现象的一种形式也存在矛盾的属性,即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具体讲是内涵与外延的矛盾。人类认识事物均从个别开始的,从众多个别事物中经过粗象到概括,将那些个别的,各自的,特殊的属性摒弃,保留下一般的,共同的属性构成了概念的内涵。所以内涵是一定对象的共同本质属性的总和,而外延不仅有其本质属性,还具有外延具体对象特殊的属性。
所谓特殊性,是指概念内所包括的一切具体的对象各自的属性,如“生物安全”中包括人、动物、植物、实验室等的“生物安全”。但是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虽是从个别对象认识开始,却要经历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向一般抽象、概括的升华,并且只有抛弃各自的特殊的属性,才能形成具有一般属性的概念。列宁曾说:“就是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把一切局部的细节包罗净尽”特殊性是一事物区别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当把一般概念引人具体事物时必须注意这一事物的特殊性,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例如“侵袭性疾病”这一概念是所有生物引发的流行性疾病的总称。它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侵袭性疾病,其内涵狭窄,但是外延具体到某一种动物或某一植物的侵袭性疾病其内涵就复杂多了。因为众多侵袭性疾病具有繁杂的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康德揭示的外延与内涵的反比律。
同样,“生物安全”这一概念的内涵比外延狭窄得多。追索“生物安全”一词的来源应源自转基因工程,其诞生的转基因生物是一新的物种。要防范它的负面影响比较容易,例如在生产过程中或实验室只要防止同类但有基因差异物种的基因重组,还可以通过立法的手段限制其生产与应用等;同样,在微生物实验室,在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也是比较容易控制的,例如猪瘟疫苗生产中要防范BVDV与BDV的污染可用猪的传代细胞系生产,并避免所用血清不被污染,而不用牛睾丸细胞或它的传代细胞;而未来的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病毒活载体疫苗都无疑可以防范BVDV,BDV的生物入侵,由此可以生产好疫苗。“生物安全”有保障就等于产品质量有第一保障。在这些系统中
但是“生物安全”一旦引入养猪生产,其控制就变得异常困难。因为概念组成因子较单纯,环境条件容易控制。
但是“生物安全”一旦引入养猪生产,其控制就变得异常困难。因为概念外延比内涵丰富得多,其特殊性使得如果只控制“生物安全”并不能保障猪群健康安全。
(二)养猪生产系统的特殊性
养猪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该系统结构有两大层次,首先是基本层次,即猪的栖息环境,也就是非生物性因子的总合,其次才是猪所处栖息环境中的生物自然集合体,即“群落”这一层次。养猪生产中的“生物安全”与狭义的或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没有可比性的道理就在于狭义的或实验室的狭小的单一的环境与群落容易控制,而养猪生产的环境与群落较难以控制,其控制空间大得多,环境要素复杂得多。栖息环境决定与猪相关的群落的存在与否。月球上为什么没有动物?为什么不能养猪?栖息环境既然能决定生物群落的存在与否,那么,同样栖息环境是影响猪体健康的第一因素。不良的栖息环境形成的四维的应激使猪群的免疫力下降,在亚健康的基础上甚至病体基础上诱发众多的传染病流是当今我国猪病肆虐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扮演终结者角色的传染病与病原,没有看到扮演原发角色的非生物性因子的致病作用与深远危害。
(三)养猪生产中威胁“生物安全”的来源
养猪生产中威胁“生物安全”的来源比原概念的内涵复杂而广泛
威胁来自外界。例如引种,随种猪群的引入也就引入了原本可能没有的病原微生物,这是威胁“生物安全”的最主要的途径,其次是啮齿类动物、飞禽、野鸟,最后是人携带病原微生物入侵。
威胁来自猪群自身。我国种猪群普遍带毒带菌,在封圭闭或连续生产的猪场,威胁“生物安全”的第一因素就是那些种猪,它们是猪场新生易感个体发生疫病最主要来源地。这是交叉感染的一种类型,不妨谓之“场源性感染”。威胁来自发病个体自身。许多条件性病源微生物,如S.S、Pmc、 PRRSV已是猪群常驻群落的成员,当个体免疫力下降时,体内优势病原微生物可以致病,这种感染谓之“内源性感染”。
无论是场源性感染还是内源性感染引起的疾病流行均是地方性流行,在场内缠绵不断
由此可见,仅仅就威胁“生物安全”的来源而言,当概念外延到猪的“生物安全”时其内容远比原概念内涵中的威胁“生物安全”的来源复杂得多。
四、养猪生产的“生物安全”不能视为健康猪群的代名词
生物安全”与健康猪群个完全不间的概念,但是遗憾的是业内盛行只要搞好“生物安全”猪群就健康的观念。将两者等同的观念给养猪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漠视获得健康猪群的首要条件是栖息环境
栖息环境中的非生物性因素是决定猪能否生存的首要条件,不适宜的非生因子会形成多种的四维应激,特别是复合性霉菌毒素不仅抑制免疫反应的多个环节,还能通过实质脏器的广泛进行性损伤造成免疫原材料匮乏,多系统的功能衰竭。这类猪群即使没有发生传染病,处于“生物安全”中,可它们是健康猪群吗?显然不是,这些被无数临床实践证明、却被漠视的事实正是中国猪病猖獗不衰的根本所在。
(二)用处理单因子事物的方式去解决多因子互作的复杂事物的思维成为业内控制疫病的凤凰涅
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科研工作者只在疫苗、菌苗上下功夫,猪瘟疫苗的接种量由750个兔感染单位上升到7500个,ST传代苗达到15000个乃至30000个,可是效果如何呢?不少猪场换成高接种量疫苗后抗体滴度的整齐度依旧不好。似乎每一种传染病都必须要用疫苗去解决,众多疫苗充斥市场,同质化疫苗令人眼花缭乱,养猪人更是将接种疫苗视为达到猪群健康的黄金手段。
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处理单因子事物方式去解决多因子互作的复杂事物的经验主义思维,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功用疫苗消灭了牛瘟,但是为什么同样用疫苗却控制不了猪瘟?因为猪群现在所处的生态系比当年牛所处的生态系复杂得多,决非单因子处理可以解决的。至于猪的其他疫病何尝不是如此!经验主义的思维阻碍了人们从系统的高度审视自身的行为,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抛洒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必须抛弃这种一厢情愿的风凰涅槃,必须从系统控制论的高度与顶层设计的高度,重新建立中国猪群健康之路的战略考量
(三)高死亡率的奶猪腹泻进一步证实只搞好“生物安全”并不等于有了猪群的健康
从2010年冬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高死亡率的奶猪腹泻是猪病临床上出现的新现象。流行面广,众多大型的知名的养猪企业(全封闭式猪舍)都未逃脱梦魔,产房曾经一度没有奶猪。无论检测出哪种病原,诊断为何种病,其奶猪肝脏、肾脏以重度变性为主的病理损伤均会出现,这是其一;其二,在非猪瘟、非伪狂大病性的腹泻病例用传统的治疗病毒性腹泻的方法却无效,因为肝源性腹泻是主导病理环节，扶正祛邪,保肝排毒的中药却能受到较好的疗效。这充分证明,“生物安全”并不能保证胎儿在子宫内免受进入母体的霉菌毒素的危害,进而表明,“生物安全”并不能囊括所有的致病因素,而这些因素的综合致病性远远超过了传染性因素。
五、启迪与教训
(-)有“生物安全”决不等于就有了健康的猪群
任何时候,生物因素只是影响猪群健康的一类因素,千万不要忘记另一类的非生物性因素,而它们永远是影响猪群健康的第一要素。著者以为极有必要在业内组织一次相关讨论,辩明生物致病因子与非生物致病因子在猪病流行病学上的地位,孰重孰轻,孰前孰后。
(二)导入概念或理念或经验要慎之又慎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迷茫的先人们带来曙光,用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是十月革命的内涵。武装暴动夺取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十月革命的理念曾红极一时。但事实证明,中国国情不同,此举实施之日便是终结之时,中国不能以城市为中心夺取政权。这是导入概念时f,对概念矛盾属性认知的经典事例。自然科学同样如此,“生物安全”的概念本身是没错的,关键是在外延时没有对其矛盾属性深入认知,形成了有了“生物安全”猪群就有健康的偏识同样错误的是在导入发酵床养猪时,在引入集约化养猪一词时谁讲明白了它的概念与内涵?是不是将一群猪集中起来就可谓之集约化?还有药物保健,营养保健等。凡此等等都指出我国养猪业存在引入概念不慎重,引入后又未能及时全面地向业内讲明白的风气(或许概念导入者自己都不清楚,谈何让他人明白),使之炒作概念风气盛行,养猪人陷入许多概念的误区,养猪业由此蒙受重大损失
(三)导入概念一定要真实,不可虚假炒作
什么杀灭病毒的碱性阳离子,什么药物保健,什么“零排放”,什么反寡义核苷酸通治不同动物的所有病毒性疾病,什么重构猪群健康体系都是虚假炒作之物。在商品经济时代这是很正常现象,唯有养猪人自己提高专业素质与文化水平才能识别。概念的失真有时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猪场面临细菌性腹泻无药可用的窘地,其根源就是“药物保健”这一概念的误导。
综上所述,世界在飞速发展,养猪业也在飞速发展,这个系统会越来越复杂,新的概念,新的疾病会不断出现。在导入新概念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考量它的真实性,全面了解其内涵,若涉及养猪业,必须深刻了解其矛盾的特殊属性,这样才能防止偏畸的认知,避免由此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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