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公石《论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胡公石《论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鲵影萍踪收集整理

（2019年2月10日己亥岁正月初六）

来源：书法密码

胡公石《论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

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文/胡公石

中国书法中的草书是一种重要书体，它不仅形体活泼，利于抒情，艺术价值很高，而且书写简便。但是由于历来草书不能统一，无一定的规范；字的来源不同，製作的方法各异，所以一字多种写法，一些部位相同的字往往不能类推，以及符号的滥用，书写随意繚绕，任意驰聘和简化，使字形难以识别和应用。于先生曾说：“以王氏之多才，为风气之领导，景从既广，研讨弥篤，一字组织有多至数十式，如《淳化阁帖》所示者，创作精神之惊人，可以想见。或谓当时作家，自矜博瞻，故生变化，以兢新赏；实则流传笔札皆为试验之作，未及检定耳！［1］众所周知，标准草书是于右任先生倡导的，也就是说，把中国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书体——草书，怎样使它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纷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这就是最终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草书进行系统的整理。

胡公石《论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一、创立标准草书社

由于提倡者和演习者心理与方法的错误，从古至今关于草书的字典文籍异常浩繁，唐宋以来不下二十余种。这些草书著作，或喜自我作师，以一人之法示于天下，或提供一字多式，显示博学，令人无所适从，偶有说明，也只能作为一个字或几个字的笺注，在草书的形联微妙之处，缺乏详尽的阐述。简言之，当时的草书组织系统远未完密，其结构规律尚未被认识。其他如写草书者单纯为美艺而忽略实用，喜作神秘的渲染而不讲究实际，以狂怪鸣高，以难识难写脱离人民大眾为荣，这都阻碍了草书这种书体在群眾中普及，使它无法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2］于先生认为：“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3]而我国文字繁杂，笔画部首繁多，难认难写，识难用迟，所以为了“广草书于天下，以求製作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歟！”［4］

因此，他萌发创立“标准草书”之念想，经过几年的准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于先生组织几位有志于草书研究的同志在上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中国草书”。并在上海各报刊登徵集草书告白，广泛蒐集前代草书家的书作、论著，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仅历代碑刻拓本和墨蹟本《千字文》就收集到一百多种，以备研究之用。先生于公务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标准草书”的创立中去，“疾劳未之或忘”。当时的主要成员有刘延涛、刘海天、曹明为、李生芳等几位。刘延涛先生年最长，负责资料的徵集、整理和选字工作，还有《草书月刊》的主编之责。“标准草书社”机构的成立，为实现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组织的保证。一九三二年五月，我拜于先生为师。一九三五年夏，我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草书社工作，主要参与了选字与释例的工作。现在上海书店印行的第六次本《释例》中的红字都是我当时书写的。还有几位先生另有专职。总之，草书社的成立与全体同仁的团结一致，勤勤恳恳的工作，发挥了标准草书社同仁的群体力量和智慧，为出版草书范本《千字文》打下了基础，为于先生创立和推广普及标准草书的宏伟蓝图铺平了道路。

胡公石《论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二、标准草书的制作原理

草书有三系：章草、今草、狂草。

章草，先生谓：“解散隶体粗书之者也，”认为其法具有三长：“利用符号；字字独立；一字万同。”

今草，先生谓：“继章草而改进者，”称其法为“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多，使转之运益敏，大令所谓穷偽略之理，极草纵之致者，最为得之。”

狂草，先生则直呼为“草书中之美术品也。”赞其神妙之处为“重词联，师自然，以诡异鸣高，以博变为能。”［5］

先生最初拟以章草作为“标准草书”的“母本”，但因其“字字独立”、“一字万同”，“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章草的有些字也不能谨守“一字万同”（同即标准）的原则，最终经对章草进行一番考究后，认为其书不适为“标准草书”之“母本”。遂更改计划，和“标准草书社”的同仁从广为蒐集的“二王”草书中，寻觅探求，择其善者而用之，比较、考证和注释。于“二王”法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标准草书”的原始雏形。于右任提倡“标准草书”的目的是为了向广大国民推广使用，因此他认为“标准草书”的创立必须要以实用为重，艺美为次。经过对“二王”法帖研究取舍而形成的“标准草书”，又反复推敲，感到形体虽美，但并不实用，本末倒置与初衷相违，而后来的书家中还有更进步的书写方法。于是又推翻基于“二王”草书的“标准草书”雏形，总结失败的教训，扩大选字范围，制订出“标准草书”的四大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将“标准草书”真正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胡公石《论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隋唐以来，草书者率从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6］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千字文是历代草书家最关注、最着力的课题，“名家聚会，各献其长”，便于各家名蹟之间的比较而择优淘劣；再者“千字文”字数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作者定一，读者可以举一反三，以少胜多，以点带面，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全社同事用数年时间广求历代草圣遗蹟数百种上千个版本，对草书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对前人每一个字的结构，体形以及不同部位的部首，将其草写方法进行分析，在前人积累的零散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共同“代表符号”在草书中的重大作用，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揭示了草书製作和普及的秘诀。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上海编定并出版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就是从各朝代、各区域作者的数十万字的草书作品中筛选出来比较理想的一千多字。共参阅了历代四十三位书家的六十三个版本的千字文作品，其中最知名的如智永、怀素、欧阳询、虞世南、贺知章、孙过庭、鲜于枢、邢侗、王宠、米芾、董其昌、陈淳、文璧等。参考的其它草书作品，上自西汉、下迄近代，时间跨度千余年，约有一百五十位书家的数百部作品，其中既有草书大家的名品，也有一些尚不见经传的一般书家的作品。名家如王义之、王献之、张芝、崔援、杜预、钟繇、智永、怀素、顏真卿、米芾、蔡襄、黄道周、岳飞、张旭等。书圣王义之的作品收集了一百余帖，入选千字文的有一百零五帖，除《兰亭序》、《草诀歌》、《圣教序》、《十七帖》、《洛神赋》等常见的名著外，还有大量的今人罕见的书圣法帖。徵集资料的丰富，使选字具有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研究具有深度：“草书大家及其名品的参考及选择，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具有高品味，而眾多书家及其作品的参与，又使其研究具有了普及性与大眾性。”［7］在製作过程中，对于一字多形、结构各异的各家草书进行比较、归类、筛选、定型。当时的摄影技术还不发达和精湛，所以採用了用透明纸衬以灯光的响榻技术——双钩空心字的办法，把各种字帖的字双钩，然后分类进行同字整理、比较，再开会集体审查、讨论，淘汰不合原则的字，按四项原则选用适合之字，多取较早作者的创始字。“标准草书”的製作是在前人研究积累的大量资料和零星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方法，即以“代表符号”为经，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原则为纬，经集体的研究讨论而创製的。它自成体系，蕴含着严格而科学的草书妙理和规律。

于右任主持的“标准草书社”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编竣，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付印五百本行世，作徵求意见之用。该书由“于右任选字，周伯敏、杨天驥、刘海天、刘延涛、曹明为、李生芳、胡公石编校。”于老亲自作序，以叙研究经过。《标准草书·凡例》由于老述意、刘延涛笔录。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8］，为书法艺术，为民族利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标准草书》第二次修订本完成，甫欲付印。因抗战爆发未及印行，社址被日寇侵佔，先生历年收购的草书资料亦多失去。一九三八年《标准草书》第二次本交香港中华书局重以厘订付印三百本。以后的第三至第六次修订本，在大陆刊印完成。第七次至第九次的修订本及第十次本，是在臺湾出版发行的。一九六七年的第十次本发行时，于老已经于三年前逝世了。

胡公石《论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三、标准草书的意义及其影响

标准草书问世以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我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靳志先生曾作《题于右任标准草书四律》，称其“假借近求非杜撰，形联巧构是天工。”别裁偽体分明甚，心苦良工只自知。”［9］靳志先生对标准草书的高度评价，使于先生如获知己，非常欣慰。他回信说：“《标准草书》四律读之再四，真觉此时代无第二人能为之者也。”[10] 对他的这一诗作，尤其是对书学的研究和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九四0年，在重庆上清寺陶园（监察院院址）的一次诗会上，章士釗诗曰：“标准奇自伯夷手，人化书法看齐名。”沉尹默《标准草书》诗云：“高论尝闻静安寺，整齐百体删草字。……美观实用兼有之……爱此标准草书名。”都盛赞于先生创立标准草书对发展书法艺术作出的重大贡献。

于先生于一九四四年[11] 及一九六一年[12]两次作《百字令·题<标准草书>》，修改后的词曰：“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符号神奇，髯翁发见，标准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于先生从书法史的高度对标准草书的形成作了一个总结的评价，并对标准草书在学术上的提高和发展倾注了殷切的希望。

于先生自己身体力行，书写和推广标准草书。一九三四年七月书写的《孙总理在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辞》刻石十二块，全文近六千字，嵌于南京东郊风景区灵谷塔的四至二层的四面墻上，书法洒脱娟秀，错落有致，轔轔满石，为于先生早期“标准草书”的代表鉅作。一九四0年书写的《杨仁天先生墓誌铭》，一九四三年书写的《王陆一墓誌铭》，都是在他创立《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多年之后所书，更显炉火纯青，雄浑奇掘，仪态万方。《心经》、《正气歌》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具有非常高超的艺术价值。晚年在臺湾也留下了不少标准草书的代表作品。《标准草书》能够在社会上广为应用，于先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是广大世人所推崇和敬重的。

据刘延涛先生回忆，于先生常与亲友谈，他生平只作了三件与人民有益的事：即在原籍三原办了个“民治学校”，“斗口农场”和创立“标准草书”［13］，这是他的自谦之辞，在其暮年犹期期以标准草书为念，足见其重视的程度。一九五七年，他作五律《赠刘延涛三首》，自注曰：“望其以标准草书之利益再告世人。”可见其殷切之心情。他在诗中还写道：“标准草书行，文字自改造。子与我合作，举世称美好……”回忆了刘延涛等先生与他携手合作的情况与标准草书的功利。一九五五年，他在《题刘延涛草书通论》诗中说：“草圣联辉事已奇，多君十载共艰危。春风海上仇书日，夜雨渝中避乱时。”回顾了他和刘先生在标准草书研究和推广中携手合作的深情厚谊。又以“理有相通期必至，史无前例费深思。定知再造山河后，珍重光阴或赖之。”寄托对刘先生等后辈继续推广标准草书的期望。刘延涛先生的杰作《草书通论》在我国书法史上是一部空前的系统的名著，特别是通过实践到理论，再实践，再不断地丰富理论的科学方法，也是标准草书成长与茁壮的过程，不啻为我国标准草书的一部全史，为我们研究标准草书的珍贵信史。

胡公石《论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于先生创立“标准草书”，其贡献有三：一、在历代各家草书作品中精选集字，标出出处，给形体无定的草书定了型；二、将历代草书作品“偶加排比”，归纳了草书的构造规律，将代表两个以上部首的符号归类，建立了“代表符号”，给形体无定的草书定了型、归了类。使习草者能触类旁通，于平易中得“前人所谓草书妙理。”三、总结归纳古今草书书理和自己的书法经验。他认为书法和绘画一样“其无定法，而有定理。”他强调传统的书学理论，重视“意在笔先”、“万毫齐力”，点画“变化”、首尾相应、上下相接（“应接”），避免漫无限制的相交（“忌交”），避免行笔触与末锋触（“忌触”），避免眼圈多“如绳縈蛇綰令人生厌”（“忌眼多”）、避免“线的平行”和“部的平行”（忌平行）［16］。标准草书问世以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中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有影响有成就的书法家、诗人纷纷赞誉外，还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仅上海书店以第六次本为底本，从1983年至1992年就印刷了六次，累计43.5万册，巴蜀书社1986年、1992年两次印刷，未记册数，可见流传之广。

于先生呕心沥血所研创的标准草书，还需要我辈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他虚怀若谷地说：“这只是一个蓝图，伟大的建筑还要国人共同努力呢！”[15]

注：

[1]、[3]、[4]、[5]、[6] 引自于右任《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自序》。[2]见拙著《标准草书字汇·自序》。

[7]引自郭恒《于右任标准草书的选题走向》，刊《青少年书法报》总381期。

[8]引自《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刘延涛后叙一》。

[9 靳志诗刊于《书学》杂誌第三期。

[10]见《河南书法》，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6月版，该版无页码。[11]、[12]“草书文字中华民族自强工具，……”一首庞齐编著《于右任诗歌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注为一九四四年作；《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第六次修订本扉页落款为“三十七年三月”，故当为一九四八年三月书。

[13]见刘延涛先生编注的《于右任先生诗集》。

[14]见《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第六次修订本（1948年）《附录·略 论书理》。

[15]引自《标准草书千字文》第十次本（1969年）刘延涛先生《后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