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人们的生活有很多需求，但由于人的天性不同，每个人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工作，所以人们必须互相合作，互相交换，共同生活。这个公共住宅区，就是城邦。城邦首先需要生产者、供应衣、食、住的一系列条件。随着需求不断增加，便出现市场、商人、艺术家。社会不断扩大，各城邦之间就会互争土地，城邦就一定要有军人了。军人应该是经过精心挑选，勇敢正直，受过严格训练的人。他们对敌人凶猛，对朋友和善，凭认识与否来区别敌友。可见，知识能够产生友善。因此，军人应该受到知识的训练，先教他们音乐以陶冶心灵，后教体操以增强体质。对于文学故事，必须先进行审查。
第四卷：
阿德曼托斯：护卫者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是不幸的，这如何解释？
城邦的战士过着这种生活应该说是最幸福的，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单独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城邦中最可能找到正义。
国家的统治者所做的大事只有一种，即教育和培养，真正的立法者不应当把力气花在制定法律和宪法方面，不论是在秩序不好的国家还是在秩序良好的国家。因为在秩序不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不会起作用，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中，法律和宪法是不难设计出来的。
理想的城邦应该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智慧是治国的知识，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假如他们有智慧，整个国家便会有智慧。其次是勇敢，这是军人所必备的品质，勇敢就是对危险的真实估计。第三是节制，节制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实际上就是高尚的品质控制卑劣的品质，正如在理想的城邦中少数优秀的人物控制着下层等级一样。节制与勇敢、智慧不同，后两者因体现在国家的不同阶层而使国家成为勇敢和智慧的。节制则贯穿于所有公民之中，把三个等级和谐地联系起来。天性优良的统治国家，天性低劣的自觉接受统治，这就是和谐一致。
在建立理想的城邦的时候，曾经规定了一条总的原则，即，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这条原则就是正义。当生产者、护卫者和统治者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互不干扰时，便有了正义的国家。如果这三个等级互相代替或互相干涉，这就是不正义，国家将会因此毁灭。
在城邦里存在的东西在人的灵魂中也存在着，并且数目相同。每个人的灵魂中也有三种品质：理性、激情和欲望。他们各自发挥着独立的作用。理性和激情相当于上面提到的智慧与勇敢，节制则相当于对欲望的控制和对理性的服从。至于正义，和国家的正义一样，一个人自身内的三种品质各自做它份内的事，那他就是正义的人；反之，三个部分争斗不和，互相干涉，便会产生邪恶，从而使他成为不正义之人。
第五卷：
如何建立理想的城邦？
在现行的城邦法制中做一项变动，即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否则，正义的理想城邦只能是空中楼阁。哲学家是真理的爱好者，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真理。美、正义和善等观念虽然外表纷繁多变，但就他们本身而言，却是单一的。能认识许多美和正义的东西，但不认识美和正义本身的人，并不是有“知识”，而只是具有“意见”。能看到每一事物本身，甚至永恒事物的人们，才是真正具有知识的人。
第六卷：反复强调并证明真正的哲学家是极少数的，他们必须掌握最大的知识——善的理念
哲学家是能够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不会被形形色色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方向。
将要成为真正哲学家的极少数人必须走一条曲折漫长的路。完成作为他们特有使命的最大学习。这最大学习就是去学习比正义和智慧还要高的最大知识——善的理念。
善的理念相当于太阳。真理起源于善，就像光线起源于太阳一样。知识相当于事物，他们起源于善，就像万物受太阳哺育生长一样。人的灵魂则相当于眼睛，借助太阳发出的光线而获得各种知识。
第七卷：以洞穴观影为例，继续强调哲学王应该是能见到最高实在，即善的理念的人，并提出如何培养哲学王的问题。
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的世界，直至能够正面观察实在，观察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善的理念。为了城邦能够被很好地管理着，我们要使那些已经获得最高知识的灵魂，重新回到囚徒中去。如果觉得这是一种低级的生活，那么必须记住：我们的立法不是为了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创造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的幸福。
第八卷：对四种有缺陷的政体逐一加以评述
• 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
• 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
• 民主政制，比寡头政制还差一些
• 僭主政制，城邦最后的祸害
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格，政治制度产生于城邦公民的习惯，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当考察了最不正义的城邦和人格以后，就可以把最不正义的人与最正义的人相比较，最后弄清楚这两种人哪一个快乐，哪一个痛苦。
一个完美城邦，贵族政体，如果没有遵守生育的数学法则，致使劣质的后代混进统治集团，便会引起内讧和争夺财产，致使贵族政体退化为斯巴达政体。在这种国家中，体育教育胜过音乐教育，个人野心和结党营私盛行，智者被剥夺统治权力，而英勇好战的军人成为国家的主人。智者的后代便是与这种政体相应的个人类型。他们在亲人的怂恿下，不惜一切代价想重新夺回他父亲的社会地位，因而个人野心、争名好利便成为他的主要性格。
寡头政体是采取财产私有制以后的第二种社会后果。私人财产和贪欲之心破坏了斯巴达类型的荣誉政体，人人崇拜财富，推崇富人，拥护富人掌权。这样，斯巴达政体就会退化为寡头政体。这种城邦必然会产生分化，一部分是富人，一部分是穷人。他们总是用阴谋去对付对方。爱好荣誉的统治者的儿子在他的父亲失势以后，会失去灵魂中的个人好胜心，并因羞于贫穷而转向追求财富，这种贪财型青年就是寡头政治型的人物。
在寡头政体下，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和铺张浪费造成一大批无业贫民。他们走投无路，急切地希望革命，而那些富人专注于赚钱，对此熟视无睹。于是贫民起来推翻富人，建立民主政体，给每一个公民以同样的公民权和做官的机会。这种政体崇尚极端自由，结果是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些寡头的儿子，一旦摆脱勤俭发家的束缚，便坠入放荡生活。他们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能明辨是非，生活在没有秩序中，其观点变化无常，这种复杂多变的个性，可以被称为民主分子的人格。
最后只剩下僭主政治了。民主政体的自由放纵发展到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时，必然物极必反，政治社会尤其是这样。穷人想平分富人的财产，富人便采取行动保卫自己的利益，于是出现对立的两派。那些自称是穷人保护者的“人民领袖”乘机而出，利用民众的力量，打倒了富人反对者，攫取了国家权力，由保护者变成了十足的僭主独裁者。然后他招募一支军队，作为压制人民和政敌的工具。他的财源依靠剥削人民而来，但是人民已经没有办法将他赶走。本来想争取极端自由，却不料落入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中。
第九卷着重论述了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究竟谁最幸福的问题
• 民主式人物的儿子受到的是最无理智和贪欲的影响，他一方面凶暴残忍，一方面又为无数欲望所折磨，成为无法满足欲望的奴隶。他为了荒淫挥霍，不惜偷盗抢劫，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坏人。其中最坏的是窃居全国之上的僭主，同时也是最不幸的人。他时刻要讨好和防范不满的臣民和信奉自由的周围各城邦，他从来不敢外出享受自由的乐趣。永不满足的欲望使得他的心灵备受煎熬，结果，使自己成为最不自由和最为悲惨的人。
因此，可以断定，最善者和最正义的者是最幸福的人，他最有王者气质，最能自制。最恶者和最不正义者是最不幸的人，他最有暴君气质，贪婪无度。
• 此外，与心灵的三个部分，即理性、激情和欲望，相对应的有三种欲望、三种快乐、三种统治。理性是人们用来学习的，它的欲望是“爱智”；激情是用来发怒的，它的欲望是“爱胜”；欲望是关于人的各种欲望，它需要通过金钱来满足，因此，它可以被称为“爱钱”。在每一个人身上，三者之中总有一个占据着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人的基本类型也有三种：哲学家或爱智者，军人或爱胜者，工匠或爱钱者。相应的这三种人也有三种快乐，每一种人都说自己的那种生活最快乐。正确的判断标准应该是经验、知识和推理。其他人体验不到研究真理的快乐，而哲学家从小就要体验另外两种快乐。因此只有哲学家才对所有三种快乐有最多的体验，也只有哲学家最有资格评判三种快乐，哲学家必然会以学习的快乐作为最真实的快乐，把爱财者的快乐视作最后一类。
• 最后，哲学家的快乐是最真实的快乐，但在苦与乐之间，有一个中间状态。处在这个状态，既不觉得快乐，又不觉得痛苦。但由于人的经历和感受不同，同样处在这个状态，有的人觉得快乐，有的人觉得痛苦。众人所感受到肉体的快乐，只是某种意义上的解除痛苦而已，他们认为从痛苦转变到中间状态就是快乐。追求智慧的人所得到的灵魂上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这是一种正义和善所固有的快乐，而肉体的快乐实际上不过是真正快乐的影子和画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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