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条件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今天，钱被看作是决定幸福指数十分关键的一个因素。经济条件和幸福指数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许多经济条件优越的人生活麻烦重重，而许多穷困潦倒的人生获取快乐幸福。从小时候的童话，到长大看到的新闻，这样子的故事屡见不鲜。

经济条件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几乎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和钱息息相关，缺少了钱，似乎一切都变得举步维艰。但是，经济条件并非决定幸福指数的直接因素，或者说决定性因素，而它更趋于基础性因素，重要性也是不可以否认的。

我们要明确一下什么是经济条件和幸福指数。经济条件，顾名思义，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通俗的来理解，可以看作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手中可以自由支配的账目的多少。而幸福指数，则更为复杂，在于每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不同，对于幸福与否的理解不同。广泛意义上看，幸福指数，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国家，对于自己是否幸福（当然，这取决于对于幸福的理解，更取决于“什么是幸福”这一标准）的满意度，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有多幸福。

一个人幸福感的建立并不是简简单单来靠经济条件去决定的。而幸福感的建立更多的在于家庭的幸福，或者说家庭成员身体的健康，等等。经济条件，是一个客观因素，也就是说它是经过数据得出的，无法做出改变的，甚至可以说是冷冰冰的现实。而幸福感，幸福指数，反而相对于经济条件来讲是非常主观的。于是，只通过经济条件去看幸福指数就过于片面了。

因为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对于幸福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幸福指数和经济条件的关系不同。根据幸福感的计算公式，幸福感=幸福商*满足感。从“数学”的角度来讲，幸福感只与幸福商和满足感有关。幸福商是指一个人对于幸福的看法以及基于幸福的标准。

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人类的需求被分为了五个等级。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不同层次的人类需求，都与金钱有着不同的关系。

经济条件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首先，位于这个巨大金字塔底端的，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离开了生理需求的满足，人类身体的正常机能则不能正常运转，通俗的来讲，人会死。生理需求的满足需要金钱的铺垫。食物，水，都需要金钱去购买。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每天都在为食物而发愁，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条件的落后。在这样底层的需求中，经济条件扮演着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雷津集中营里，有一群无依无靠的犹太儿童，他们受尽迫害，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不幸福的。他们的幸福，是对于我们来说人人都有的自由，温饱。那里的孩子可以为了一块面包在化粪池中藏一个晚上。对于那里的孩子，经济条件就是谁能吃饱喝足。如果从温饱的角度来讲，孩子们的经济条件在这时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这实在是太重要了。

其次，人类的安全需求是建立于温饱等等之上的。人类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生活。包括财产的安全，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等。安全需求和经济条件的关系就不十分密切了，但是和经济条件还是绑在了一条船上。比如一个相对安全的住所需要更多的金钱去购买，金钱的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

情感和归属需求，五个需求当中最为重要的需求，和幸福感受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更趋向于精神上的种种满足，和经济条件的关系不大。在《偷书贼》这本书当中，主人公莉赛尔追求的是情感和归属需求，她希望自己的家人可以和自己在一起。她希望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可以和自己永远在一起。影响莉赛尔情感和归属的是她所存在的价值观（有的时候不同人的价值观也会影响他对于幸福的评判），莉赛尔非常看重家庭和友情。在这个时候，经济条件的优越与否对她并不重要，她追求的在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上。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年代，莉赛尔家境一般，大部分时候都在担心温饱的问题，经济条件甚至连“不错”都谈不上，但是莉赛尔仍然是幸福的，因为她真正追求的情感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得到了满足。当这一现状被接连破坏，坏事情不断发生，父亲被征兵分派到前线，马克思也不得不离开时，她的家庭虽然因为少了两个人口，温饱问题不再是每天需要担心的事情时（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看她的经济条件变好了），她反而不仅没有更加幸福，却因此时常无比担心。说得更加切题一点，她的幸福指数下降了不少，这也说明了经济条件并不直接决定幸福指数。在莉赛尔对于幸福的追求过程中，金钱的地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那个时代，孩子并不把钱看得太重（不同时代的人对于金钱的认识不同，于是金钱和幸福的关系也不同了），孩子们可能更看重谁今天晚上回家有巧克力作为奖励等等。当然，经济条件和莉赛尔的幸福也并非毫无关系。设想一下，如果莉赛尔一家的经济条件更好一点，那么莉赛尔可以有更多的书读，那么她心里是否会更幸福一点呢？不过，如果这是一个空有金钱的家庭，没有爱，没有友情，那么莉赛尔就算有成千上万本书，也并不会非常的幸福。

尊重需求，人类较为高级的需求和经济条件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底层需求那样密切。尊重可能来源于别人对于你资产的评估，但并不完全来源于这里，而社会地位，为他人做出的贡献，和人品的好坏更为重要在伊朗，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国家中，《我在伊朗长大》这本书的主人公玛赞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和自己的信仰有冲突，和自己的家庭背景不一致，她即便是生在经济条件非常优越的家庭中，仍然是不幸福的。玛赞所追求的已经不是物质上的满足了，更多的是精神上，思想上可以得到认可。没有了这些认可，对于玛赞，有再多的金钱也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玛赞交往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很多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所不被接受的，比如吸毒，感情混乱等等。玛赞开始非常天真，为了融入这个群体假装自己也在吸食大麻，但是后来她也开始成为这样群体中的一份子。虽然不被包容也不被认可，但是和这些“朋友们”共同相处的时光对于玛赞来说反而是快乐的。

自我实现需求与金钱的关系则要疏远的多。这些精神上的需求不需要金钱的铺垫才一定可以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当人类有了更高级的追求时，经济条件和幸福指数的关系也自然而然的不同了。我来用孔子和特雷津集中营的孩子们来论述这个观点。儒家学派的代表人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当官。但其实并非十分功利的，他真正的目的在于报效国家，恢复周礼。这在当时其实并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孔子这样做其实是一种希望倒推历史车轮的行为，虽然各个国军都很敬重他，但他并没有被重用，所以他并不幸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孔子弟子据传有3000，应该自己的经济条件是非常不错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当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经济条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特雷津集中营里的孩子。很多的孩子虽然吃不饱，却仍然很快乐，感觉自己非常幸福，做出了让人感动无比的画，这可能匪夷所思。不过我认为这是因为孩子们所追求的其实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温饱，而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精神上的满足，得到了知识的满足幸福感会比多得到一块面包而强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有哪些天正的孩子每天十分快乐，在他们自己看来，自己可能是幸福的。孩子们的幸福感可能来源于吃饱饭，也可能来源于学到了新的知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虽然许多孩子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但是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价值观，对于幸福的认识，对于美好的认识不同，所以自然而然的对于自己幸福感的评判也就不同了。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讨论完了经济条件在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中所扮演的角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金钱在幸福指数中的地位有什么不同。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即便是拥有相同的追求，经济条件可以为人们幸福指数带来的也必定不同。在战争和和平的年代，这样的差异十分巨大。在二战的年代，我们熟悉的偷书贼莉赛尔，追求的是家庭成员可以在一起；而在当今和平的年代，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视家庭的完整和陪伴为幸福最重要的标准。但是，在莉赛尔眼中，经济条件可以作为家庭完整的情况下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因素，而如果没有基本的家庭完整，经济条件则失去了升华幸福感的作用。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我相信莉赛尔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孩子，千千万万的生活在战争下的孩子对于幸福和金钱关系一定和莉赛尔的认识十分相似。而在和平的年代下，我们并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父母被迫参与战争，或者受到战争的伤害。在如今，我们同样看重一家人在一起，但是经济条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战争年代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一家人是否能生活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进城来打工的农民，他们十分希望可以家庭团圆，但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这个希望成为了奢求。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经济条件的观念不同，于是经济条件在他们的幸福中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反过来，如果我们看孔子的弟子颜回，颜回是十分快乐自如的。虽然同为儒家学派的著名人物，但是颜回却没有孔子那么想当官。《论语·雍也篇》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显然，颜回在“陋巷”，经济条件不好显而易见，而他却是快乐的。这说明经济条件并不直接决定幸福，而幸福指数反而和一些别的因素关系更为密切。

综上所述，金钱在人们的幸福指数中扮演的地位取决于许多个因素。怎样以现有的经济条件尽可能提升幸福指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着不同的境遇，过着不同的生活。从马斯洛的理论入手，生活在水深火热（为温饱、安全等问题不断发愁）的人们，如果有了更多的钱，可能从表面上来看，会生活得更好。但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些人大多数缺乏教育，对于金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得到了钱之后，存在报复性消费等等行为，最后回归贫穷。美国的政府会给穷人发放政府补助金，而浏览器经过统计计算，发现补助金发放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很多色情网站充值的高峰期。这说明直接给予金钱并非可以让底层人民更加幸福的手段，而我认为在于教育，培养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再给予金钱的帮助，一定可以更加长远的提升这些人的幸福感。

对于追求情感和归属需求的人，金钱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金钱只是一个配角。金钱在特定的环境下会起到特定的作用，但并非一定的。拿莉赛尔一家来举例，如果他们拥有足够的钱，那么莉赛尔的养父有非常大的可能可以逃过征兵，从而一家人团圆。但很明显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一个特殊的家庭。比如当今的中国社会下，有许多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无法与家人团聚在一起，自然幸福感相比于团聚的家庭所带来的要小很多。我们假设他们可以在老家有稳定的收入，那么他便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他既可以选择进城工作，也可以选择留下。

尊重需求与金钱的关系取决于社会群体。有些人可能需要奢侈品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有些人更多的是靠社会地位，而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来源于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比如我们熟知的特朗普，小布什等等人物，不需要彰显在即的巨大财富也能得到许多尊重，即使他们在很多人眼中并不受欢迎，但他们仍然得到了社会的尊重，这是金钱无法带来的。自我实现需求则注重的是自我人格的升华，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自我实现需求本身和金钱没什么关系，但是可以去自我升华的人一定拥有一定金钱，使得他暂时不需要去把心思放在追逐自我实现需求下面需求上。

在我的身上，经济条件对于幸福指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经济条件在幸福指数中扮演的角色也相对复杂。我生活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是和平的年代，并不需要为温饱等等发愁。长远的幸福来自于同学们的尊重以及自我需求的实现。这两点更多地与金钱无关，同学们并不会因为一双鞋，一件外套就对我产生更多的尊重，而如果我的成绩非常好，那情况就不同了。于是，对于我来说，更久远的幸福感来自于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绩。这在我看来和儒家文化的大背景是有关的。中国的学校、同学们非常看重成绩，而相对的，国外对于孩子们人格的发展等等更为看重。但是，成绩并非取得尊重的唯一途径，更多的是于同学们的社交。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学习成绩不尽人意的同学拥有许多尊重，也就是常说的人缘很不错，而很多学霸反而并不受欢迎。这说明于同学们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处境，如果我有了钱，并不需要太多的计算，因为我不需要供养我的父母，我目前也还没有子女，所以我的钱可以用来干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出去玩等等。我可以多培养一些爱好，金钱在其中做到它可以做的，爱好中其余的部分则是真正取决我幸福的部分，这样子，金钱在我幸福感中的地位便可以得到最大的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