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重新回过头去,细细审视晚清那段让人扼腕哀叹的历史,从晚清三杰隐秘的内心世界,或者可以探寻出更多令人深思的东西。毫无疑问,无论是不屑于变通的曾国藩,还是不善于变通的左宗棠,甚至主动寻求变通的李鸿章,他们的“变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已经超越了他们一生饱读的儒家经典带来的知识积淀,以及饱经忧患获取的为人处世的情商。无论幸或者不幸,历史总要给奋斗的个人一个交待。“忠君报国”的最终结果,是他们将风雨飘摇的封建帝国往后延续了数十年,个人在历史上终于寻找到了属于各自的位置。
曾国藩修行一生,谨言慎行,扶植提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个人品格修为,还是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都足以让后世景仰。在乱世中的磨砺,对人生的思考,让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的曾国藩,增添了对未来的敬畏;儒家经典的“明强”,又促使他更加敏感。于是,由“钝拙”取“机巧”,从“坚忍”求“成功”,在“勤俭”中寻“圆融”,用“温婉”加强“威严”,于是,超常的人情智慧,把臻于至善的曾国藩推向了历史的新高度。
左宗棠戎马一生,在军队中的大小事务,都是他亲自制定规则,然后严格按照执行,几乎很少出现纰漏。这是他个人能力强大的表现。但是他却不习惯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向他“发号施令”,用条条款款约束他,等于就是束缚自己的天性,这也是他在两次入值军机处痛苦不已的原因,更是他在率楚军自立之后,迅速脱离曾国藩,甚至与曾国藩对立的根本所在。但是,性格刚烈的左宗棠渐至刚愎。如果在侥幸渡过第一次临杀头危险的樊燮案后,左宗棠能够像曾国藩在丁父忧之时深刻反省,也就不会有第二次入值军机处的“磕头之险”。
李鸿章的声名,因为代替满清帝国签订了30多个卖国条约,一直被人诟病。其实从当时他所处的境地来看,他也非常不容易。一个既要为朝廷尽忠,又要讨好凌驾于朝廷之上的太后,还要内镇叛乱、外抵侵略的汉人,在满清帝国要左右逢源,只好委曲求全,甚至不惜“打痞子腔”。李鸿章的性格彰显出封建知识分子的矛盾,既要通过封建王朝建功立业,又要保持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自大。于是他们在务实中兼具虚伪,虚伪中衍生出虚荣。因为热爱权力而务实,因为务实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不得不使用“谋略”,因为“谋略”能够让他们保持骄傲。
智商是情商的基础,情商却不一定是智商的延伸。智商高的人情商不一定高,但情商高的人一般智商都不低。在很多时候,智商和情商并存,它们都是人的重要心理品质,都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智商较低,但能勤学、谦虚、坚持、总结,智商的潜能会被激发出来,情商也就会随着智商不断升高;智商较高,但太过自负,不能妥善、及时化解矛盾,也就是情商低劣的表现。
通过晚清三杰处理人际关系的故事,可以看出智商可以解决问题,情商可以化解矛盾,而智商和情商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智商略低的曾国藩慎小谨为,懂得不断总结反思,高情商弥补了智商的不足,在人才辈出的湖湘大地夺颖而出,不但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自己也名扬千古;高智商的左宗棠,一生自负,凭借能力及坚韧收复新疆,却因为不善于反省,与诸多曾经肝胆相照的好友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遗憾;智商促进情商更加完善的李鸿章,继承和发扬了曾国藩做事为官的优点,只不过因为更看重现实,李鸿章在为人上稍逊曾国藩,虽然忍辱负重,但身后骂声不断。
如果仅仅只是通俗地说晚清三杰的情商,也是为了谄媚阿谀,那就有点太小看他们了。虽然中国式的情商,不但是为了能够较好地解决矛盾,更是为了维护和平衡人际关系。但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曾、左、李,他们已经不只在为个人争名夺利上施展“手段”,而是在为了扶植大清帝国于将倾获取话语权。他们也曾经是普通人,逐步攀爬上位极人臣的高位,曾经也有过无知、迷惘、摇摆、艰辛、无奈、失意。因为他们内心的坚守不同,追求的目标有异,所以他们努力的方向也就不一样,最后产生的结果迥然不同。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秘密,随着时光流逝,这些秘密最终都将流露出来。正是这些当时不被人所共知的隐秘,更加彰显出人性的复杂和真实。不管拥有“秘密”的主人最初的所思所想是否值得褒贬,最后他们都在时代的感召下,顺应历史潮流,最终做出合乎当时价值观的正确选择,影响了历史,并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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