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气味芬芳、美丽年华。一见到这个词总会让人想起那个滚动热血、洋溢激情的青春年代。严歌苓她的芳华中可不是纯粹地描绘那个七十年代的军旅色彩和青春故事，而是人！那些大时代下被遗忘、徘徊在边缘的小人物。
这部小说讲述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某部队文工团一群女孩和一名男兵的故事，主线—刘峰，副线—何小曼。主人公刘峰在部队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只要哪里需要帮忙，哪里就会有刘峰的身影。活雷锋！。然而这样一位好人，却因为触摸事件被下放。
这个时代，好人似乎是最没有威胁性的人了。弱者，可以心安理得的向他寻求帮助；强者，可以无情地践踏他平步青云。反正他们总是可有可无的，多了他，人们会因为他的“慷慨热心”觉得方便；少了他，地球照转，太阳照样会在第二天爬出地平线。刘峰对众人的好是无偿地近乎非人性，可就是这样一个事事完美的人在某天做出了一个举动后，收到了所有人的谴责、攻击。一个肢体的触摸，扭动了整个故事的转折，曾经的标兵英雄成了台上人人皆可踏上一脚、啐口痰的阶下囚。人们在享受它的方便时，一个个心安理得；可当他想讨取最基本的感情时，人们却无情地收回他的权利，笔伐口诛。昔日的战友们暴露出伪君子的面孔，纷纷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发言谴责。
“我们那群可怜虫，十几二十岁，都缺乏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为集体，相互借胆迫害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刘峰在下放后的第二年，中越边境战事爆发，战场上的他丢了一只胳膊，余生在颠沛中辗转奔波，最后在疾病中孤独地离开人世。
严歌苓除在揭露人性的集体迫害欲望外，还有她们为自己在那个混账的年纪下做出的行为进行反思。“我们的卑锁自私，都是与生俱来，被共同的人性弱点框定。”当发现曾经的精神标兵、劳动模范露出与我共有的那部分不堪时，人人都成为了投石者，我们不敢直视自己的不堪，于是拼命地戳他人的肋骨来彰显自己的无价。
可为何在触摸事件发生时，近乎所有人都调转枪头呢？郝淑雯明明之前表示站在刘峰这边，支持他。可当批斗大会开始时，她也加入了群众发言。萧穗子体会过被人出卖的滋味，切肤之痛使她拒绝去批判。当某件事引发一个群体的情感波动时，人们的动作、思考似乎也变得整齐划一。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居斯塔夫·勒庞(Gustawe LeBon)对待“群体”作出过这一个解释，勒庞所谓的群体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众人数的聚集而是指一个特殊的心理整体，指的是受某一事件、演说、激情、恐惧、爱恨的刺激而聚集在一起，为某个目标或某些精神需求而有所行动的人。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人独处时不具备的特点，人一加入群体，原先的个性便会消失，他不再独立思考，而是随大流，无意识占上风，智力程度减弱，难以做出明智的事情。且法不责众，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坏事都不会遭到惩罚，所以也就不负责任。束缚个人行为的责任感一消失，人便会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每个被刘峰有恩过的人都可以在大会上讲他坏话，批斗成了一种荣耀。群体意识让每个人忽视了作为个体独立性的存在，无论是萧穗子、刘峰还是何小曼，一旦有人落井，投石者格外勇敢，人群拥挤，想去看看自己的不幸是怎样在他人的身上放大，遭受戕害。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到了今天，群体无意识牵着人行动爆发出的一场场闹剧和伤害的例子还少吗？大众游行、网络暴力、粉丝维护偶像的口水战，群体间不擅讲道理，却善于行动。一旦某件事或人触动了群体的神经，他们会从天南地北纷至沓来，以或正或邪的方式完成一项庄严的仪式。
罗伯斯庇尔砍下他的同伴和许多人脑袋时，他拥有崇高的声望；当选举少了几张票，让他失去权力时，他立即就失去了这种声望。人们赶着去看他被砍头，就像前一天去看被他砍头的人一样。
也许群体意识带给人的作用是不知不觉或者是后知后觉的，正如严歌苓本人所说，这部作品是那个年代的我们站出来集体的一个反思。当下的我们在加入或是被纳入群体是，理应仔细回想作为个体独立体的意识在哪?群体的焦点是什么？我们无法改变群体行为的事实，但却能为行为下遭受迫害的人减轻一份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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