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基本思想的内核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一生的轨迹，尽可以从此两方面提挈。前者确立了陈寅恪一生的操守，此操守在世局交相嬗替之际已远远超出了一介书生洁身独守的意义，而具有“人与文化”共命而同尽的历史内容。后者则使陈寅恪五十年的学术活动，俱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其“终必复振”为宗旨。历大半个世纪岁月的消磨，陈寅恪其志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近、现代的中国学者中无人能出其右。这种精神使陈寅恪早在生前已不单单作为一个考据大师、历史学家而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存在。典型者莫如1958年，来自北京方面的意图，将陈寅恪确定为最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而展开批判，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陈寅恪比起其他“从旧时代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其历史观与文化观在学界影响广远。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1927年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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