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新作《推销员》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再次打了“总有理由的中国电影”一记响亮的耳光。
奥斯卡无望是演员阵容不够国际？那你可能错过了一部叫《摆渡人》的国产大片；另外请大声说出你认识的伊朗演员，一个就行。反正脸盲的笔者最多只答得出“那个谁谁谁…”
拍不出好电影是资金不足？“伊朗电影=没有特效”，法哈蒂上一部获奥斯卡的《一次别理》制作成本还不到30万美元，甚至不及邓超拍一集《跑男》的片酬。
“绝缘奥斯卡”是政治原因？美伊双方的积怨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整天互怼互刚的军事和外交也丝毫没有影响伊朗电影蝉联两届奥斯卡。
这些托词让人联想到那支“特能输”的队伍总能找到的理由：草皮差！气候差！主教练技术差！中国球迷素质差！中国队――队医技术差！中国足协领导人——办公室里那位倒水扫地的大妈差！
“站不住脚跟”的业内人士最终找到了那座无意争议的大山——“中国的电影审查”。为了国产电影的崛起，还不断歇斯底里地喊出“引进电影分级”的口号。
审查之下无佳作？“伊朗电影”瞬间打脸。这个北靠里海，南临波斯湾，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新疆，人口约有7900万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伊斯兰古国，政治与宗教的高压管制不仅体现在国民的举手投足，更是延伸到了电影。如果你认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算是“高压状态”的话，那伊朗的电影审查绝对称得上“真空状态”：
伊朗导演必须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将剧本、详细的演员表以及样片呈交文化部伊斯兰宗教审查委员会，接受审查。在电影里禁止出现“紧身的女性服饰；男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暧昧的语言；关于军队、警察或家庭的笑话；长胡子的反面角色；外语或粗鄙的语言；外国音乐或其他类型的欢快音乐”等等。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伊朗电影的一代大师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就曾被这样的审查制度“迫害”着。即便阿巴斯在国外获得巨大荣誉，伊朗政府依然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这些都是“专门抹黑伊朗的坏电影”。
所以10多年来阿巴斯的电影不能在伊朗本土公开上映，他的大多数电影只能通过盗版DVD和地下放映为本国人所知。阿巴斯还一度被政府勒令不许从事电影创作，这导致有几部电影的剪辑，都是阿巴斯趁着深夜溜进工作室通宵达旦赶制出来的。
即使如此，他依然拍出了诸如《随风而逝》《樱桃的滋味》这样斩获多个世界大奖的优秀电影，毅然扛起了“新浪潮”的大旗决心复兴伊朗电影的同时，他也影响一代伊朗电影人，其中就包括执导《一次别离》《推销员》而两获奥斯卡奖的阿斯哈•法哈蒂。
《推销员》就“凑巧”绕开了所有审查的红线。电影中，没有任何背景音乐；夫妻的戏份没有同床入睡的画面；没有关于情爱的对话，更别提牵手拥抱和接吻；唯一的亲密接触只是搀扶…
即便如此，导演依旧构筑了一个内有夫妻矛盾、外有社会压抑下的道德困境。法哈蒂用隐喻的方式揭示着西化之后，有所觉悟的伊朗知识分子所被困的伊朗现实：生活困境、道德困境、教育困境、文化困境…但法哈蒂没有在电影里鼓舞角色去绝地反击，他抱着深刻地同情展现着每一个漩涡扭曲下的人物。对于当下他既不全盘推翻，也不艰难为继，既焦虑又冷静地不给出任何你所想要的答案。
一个好导演、两个好演员和一个好故事成就了这部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在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国代表队”送评的作品竟然是《大唐玄奘》这样“选角失败的壮丽山川纪录片”。
“施主有没有听过一部叫《奥斯卡》的经书”
诚然，电影审查毙掉的国产佳作数不胜数：
因美化日本侵略者，丑化国人愚昧迷信自大而被禁的《鬼子来了》；
因诋毁社会主义形象，宣传腐化思想，涉及同性恋关系而被禁的《东宫西宫》；
因平实而不具褒义色彩的描述八路军，并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而被禁的《活着》；
因涉及色情内容与人口拐卖，并抹黑我党村干部形象而被禁的《盲山》；以及给出“理由不详”就被不了了之的《妈妈》《北京杂种》《苏州河》等等。
电影审查下，更为令人不安的真相是：机能退化。
曾经义无反顾具有牺牲气质、热衷于表现当下现状的禁片导演，如今纷纷“缴械”。
娄烨这二十年间的创作几乎是拍一部禁一部，所拍12部作品仅有3部得以“处理”后上映，还曾《颐和园》电影性爱和政治尺度问题而不过审、私自参加电影节被禁拍五年。但不知道是迫于生计还是玩腻了挑战电审会的把戏，“禁片之王”今年也执导起井柏然、陈妍希、陈冠希参演的警匪商业片《地狱恋人》。
从“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就被一禁到底，并以纪实手法拍出《天注定》这样由周克华跨省作案、村民对抗干部贪腐开枪杀人、东莞色情服务、流水线工厂员工跳楼、小三被原配打、贪官逼迫良家妇女致反抗杀人构成的“国产最愤怒电影”的贾樟柯。今年竟然也换了换口味，开始接拍自己首部商业类型的古装片《在清朝》。
在审查的影响下，导演的创造力与对电影追求的偏执也在退化。隔海相望的台湾，用一部《赛德克·巴莱》宣泄着以暴力和血腥对自由的猛烈追求。在大陆这种烽火离乱、妻离子散的故事太多了，可那么多故事，哪个年轻导演拍对过？没有。
中国14亿人中，从人口概率来说应该有几百个好导演，再往细了挑，里面几十个都该牛得一塌糊涂——但我们没有，大导演永远就那几个，这其中的多数转拍商业大片，以票房为前提，讲场面讲制作讲阵容，但就是越来越不会讲故事。《道士下山》《长城》《王朝的女人》就是第五代导演给出的最好证明。
还有个别苦得要死，这审那审，这里删那里减，最后改得逻辑混乱。宁浩的《老炮儿》就曾经历这样的尴尬——导演版长200分钟，比公映版长了1个小时，删除六爷的过去、人物的关系以及与话匣子的激情戏。让人只能感叹老北京流氓的最后尊严也被“金龙”给剥夺了。
起先的审查就是好东西我不能全部拿出来，现在审查久了以后，发现我们竟然没有好东西拿得出手了。总结起来，这场“阉割”与“自我阉割”的闹剧所带来的是人文水准断层，这种伤害对于电影界来说不亚于50年前那场文化的革命。
时至今日，指望电影分级能拯救中国电影更像是是一纸空谈，即使创作真的能放开手脚，那长期阉割下退化的机能是否能支撑住一部血性作品的诞生，无人能下这个定论。但好在观众的欣赏水平正逐步上升，至少能辨识何为“烂片”，何为“佳作”，这也算是能为国产电影的变革储备了良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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