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症》一书虽具有一定的警示意味，但正如作者所言，“厌女症”已经有如社会重力、空气一般自然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使得我们既难以意识到其存在，也难以脱离其支配。
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对文中的几个切入点比较感兴趣，譬如从女性主义角度批判弗洛伊德式分析，借日本男流文学阐释日本的女性嫌恶等。但同样的，切入点允许多样，论据却稍显站不住脚，尤其是引用大篇幅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并且是与历史、社会环境等大因素分割开来来阐释“日本的女性嫌恶”这一点，令我觉得相当缺乏说服力。
我觉得这种治学态度是有失严谨的。
正如白水纪子于《中国女性的20世纪——近现代父权制研究》（第四章）中所特别声明的：“在本部分，文学作品只是作为补充社会学调查不足的“资料”来使用，所以很少对作品的整体情况进行介绍，引用部分也只是原著的部分内容。当然，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心理现实和外在的客观事实还是有区别的，姜文学这种本身就尚需解释的东西作为实证的材料来使用确实让人不安，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不安，在应用是尽可能地避免了那些具有争议的、可以被多元化解释的部分，本部分选取了许多描述当时人们行为习惯和人际关系等虚构性较少的内容。并且，即使不得不选择虚构性的内容时，也是在论述过程中将资料部分和文学部分区分开来进行讨论，并将重点不放在被描写出的“现实”上，而是放在作者是恩阳进行描写上，以做到尽可能的减少混乱。尽管深知引用文学作品存在诸多我先，但仍然积极地应用文学作品，因为和数字、数据相比，文学作品最能够表现出当时人们的具体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
两者立分高下。
显然，后者是将文学作品的引用作为论据使用的下策，并且仍需谨慎的筛选虚构性成分最少的，存在争议最少的，以及作者所指出的最关键的一点：“表现出当时人们的具体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
而在《厌女症》一书中，且不说选材上的刻意与偏激，过度解读，作者的落脚点便是有意解读为“女性嫌恶”的，而完全忽视了成书时的社会环境，人们的具体心理活动等。
我们都知道日本曾经是一个极度压抑“性”和“欲望”的过度。不仅在行为上受限，就连用词上也被迫使用大量的佛教隐语进行暗示，以鸟的名字命名兔（肉），以牵扯极远的谐音暗示店内有售违禁肉类等。久而久之，日本人便越发沉迷官能之乐与所谓的好色文学等，借此隐秘的发泄自己的无处可去的原欲。我们只消参考一下近现代日本作家的经历也可得出这一结论。切腹自杀的三岛由纪夫以殉道的心情试图鼓舞战败的日本人重新振作起来；一生数次因情自杀的太宰治；好少女、美足、豢养的谷崎润一郎...
而作者正是单独挑选这段时期密集爆发的相关主题的男流文学以证明“日本存有女性嫌恶”，我觉得这完全不能证明什么。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真的存有厌女症吗？
我们能断言日本构成“厌女症”吗？
至少以我个人观点视之，日本对待女性的态度严格上是构不成“厌女症”一说的。
日本对待女性的态度饱受诟病的一点有关“性别分工”问题，大多数的女子会将婚姻视为“永久就职”，安心的做全职母亲，相夫教子。甚至是丈夫出轨后，也往往是女方率先出来道歉以压下风波。于是乎，一大批人不分青红皂白的认为这是一种性别歧视。
但不得不承认，性别上的明确分工与各司其职能够促使两性优势最大化，有利于社会维稳。想想看，彼此明确分工，不争不抢，这样的确比互相争夺一席之地的做法稳定与高效，也使男女性之性别优势最大化。
正如《中国女性的20世纪-近现代父权制研究》所指出的：“和西欧的父权制相比，日本的父权制的特点是两性社会角色差异方面更加固定化。例如，从日本的女性劳动力的“M”型就可以看出，在日本很早就被指出格外强调“母性的社会角色与责任”。...正是由于这种“母性幻想”，导致私人领域的性别支配、性别压迫、代际支配等问题难以显现出来。而且在家庭内部。由于孩子和丈夫的“撒娇”或“任性”之类的内部权力回路（无害权力），导致家庭内部的权力作用也不十分清晰。考虑到这几点，便很难说日本的母亲像中国母亲一样，拥有上位者施予下位者的单方面的支配—服从关系。”S
Sade侯爵于×××第十五天中，亦夸张的指出，不应以人类的方式擅自改变这种自然的秩序（表面上的对立），那会招致新的动荡不安。
“当然了，”迪赛说：“那你很有原则嘛，杜克洛！我很高兴你在这一点上这样看；救贫济困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真正犯罪。自然在人们当中安排了不平等，证明这种不平等让它感到高兴，因为这是它所确立的，因为它要这种不平等，既存在于身体上，也存在于财富上。正因为弱者允许通过偷盗来补救，强者同样允许通过拒绝赈济来加以复原。假如各种生命体都是千篇一律的，那么宇宙将不能维持片刻。正是从这种不同中诞生了维护一切，领导一切的秩序，所以我们应该担心别把这种秩序打乱了。另外，我认为对贫困阶层的人做一件好事，同时就对另一个阶层做了大量坏事。因为贫困是有钱有势的人寻求满足自己好色或残酷念头的温床。通过我的救济，就阻碍了这个阶层的人对他们就范，就剥夺了富人的那部分快乐。因此我的慈善行为仅仅是让一部分人稍稍欠我的债，而对另一部分人则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我认为慈善不仅本身是件邪恶的事情，而且我还认为这是违背自然的犯罪。正是自然给我们指明了差别，所以它绝对无意让我们来混淆不同。因此，我若要按照大自然真正的意旨办事，不仅不能救济穷人，安慰寡妇，帮助孤儿，且要让这帮人继续停留在自然赋予的状态，还要声援大自然，帮助延长这种状态，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我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由上可知，对立间的相互争夺会致使自然秩序的混乱。反之，彼此明确分工、各司其职能较为有效的消解矛盾，资源最大化利用，以及社会维稳。因此，日本的性别分工文化不无可取之处，不能笼统的归纳为厌女症。
现代日本对待女性的态度是更多的应该解读为一种保护与尊重，将最累的工作交托与男性，尤其是在诸多细节上所体现出的对女性群体的尊重与特殊保护。
譬如，日本的新闻中凡涉及对女性住所的采访取景环节，势必对女性住所打码。（而对男性住所不打码）。而如若该女性住所较为偏僻，危险，独居，电视台则会选择等待该女性搬至新的住所后才选择放出这段采访视频。少则等待几个月，多则等待一年、三四年也是常发生的事。
即使是在风俗行业工作的女性也仍旧得到平等的尊重，更不会强迫对方做出不愿做的事情。相比之下，则曾发生过中国人在日本游玩风俗店时骑在女生身上，抓着女生的头发放国歌的事情，做出了许多令女性不快的事情，以至于现在大多数日本风俗店会对外国人的日语水平进行要求。并且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女子但凡从事性方面的工作就不再是女子，而是廉价的玩物，是廉价的，是绝对不能够娶进家门的。
日本对女性的崇拜在平时代的文学中便可见一斑。
这是一个盛行恋爱文学的浪漫年代，常可看到男性对待女子卑躬屈膝讨欢心的姿态。
如，《古今著文集·好色卷》：“琴瑟调和尤可贵，全凭妻子温柔心。”
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恋爱及色情”一文中指出：
“我觉得平安朝文学的男女关系，在这一点上和别的时代有几分不同。要说敦兼那样的男子没有骨气也真算没有骨气，但是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女性崇拜精神。不是把女人看得比自己底下，而是看得比自己崇高感，甘心跪拜在她的面前。”
“平安朝贵族生活之中，女人即使不是君临“男人”之上，至少也和男人同样自由。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不像后世那样，是女人的暴君，而是非常郑重与温和。”
“平安潮的女子动辄对男人显示一种优越感，男人对女人百依百顺。”
“《今昔物语》本朝部第29卷——女盗秘话，更是日本稀有的，女人对男人施行性虐待的例子。”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因为有众多妇女作为妻妾。形式上看是把女性当作玩物，从制度上应当说是“女人是男人的私有物”，而从男人的心情上可以说是“尊敬女性”的。这两者未必产生矛盾。有的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看得十分宝贵，自家佛坛上的佛像固然属于自己所有，但人们却对之顶礼膜拜，唯恐因怠惰而受惩罚。我在这里作为问题提出的是。不是从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来看待妇女的地位，而是说，在男人的印象中，总觉得女人“在自己身上”或认为女人“更加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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