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梁惠王和孟子慢慢谈得来，已经可以劝梁惠王不再怀疑“王亦曰仁义而已矣”的道理，不再犹豫去实施仁政时，不幸梁惠王却死了。新王梁襄王即位，这时孟子即将离开魏，因为新王上台，一切情形都不同了。
孟子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君，就之而不见所谓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与不与……”
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见到梁襄王第一眼的印象是，襄王不像个皇帝，等接近仔细的看他一点谦虚之德都没有，一点恐惧或慎戒的心情也没有。我们知道越是有德的人，当他的地位越高，临事越恐惧，越加小心谨慎，而不会志得意满，“器小易盈”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人要看气度，看气宇，看神态，正所谓有人“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是内涵、修养、气质的表现。在孟子心目中，这两句话认为梁襄王这个样子，是扶植不起来的，已经注定了他要离开魏国的命运了。
当时魏国四面楚歌，处在强敌之下，还打了几次败仗，急需恢复。受形势所迫，襄王一见面就问孟子“天下恶乎定”的问题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的诚信和态度而已。我们都很欣赏《三国演义》里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一幕，此情此景也正是梁襄王当时的写照，只是刘玄德冒着寒风大雪三顾诸葛亮先生的茅庐之中，他所表现的诚恳和谦卑，首先便具备了一幅“君人之度，有容乃大”的卓越风范，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诸葛孔明，为了感遇知己，为他破格而而出仕了。
孟子回答“定于一”相当含糊，襄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襄王：孰能御之？对曰：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引领而望之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襄王问孟子怎样定天下？孟子说，定于一。到底是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原则？一种战略或者一个国家？这个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孟子没有说。襄王马上想到是一个人，便要问哪一个人可以定天下？孟子就他的话告诉他，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够定天下。襄王又说，假如一个人不喜欢杀人，那又有谁和他一起肯来帮助他呢？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在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以杀人立威，征战为务，把它当做强国之本，所以孟子说到这样的话，襄王感到意外，又问谁能做得到？孟子说，今天那些各国的君主们，没有一个不好大喜功，杀人如麻而无动于衷的，倘若其中有一位大义的国君，能够施行仁政，体恤百姓，不随意征战的话，那么天下的老百姓一个个都会期待这位君主领导，如果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情形，那么百姓们自然会像潮水般一样归向他，这股自然的趋势，哪里是人力所能阻挡得了呢？那么这个不好杀人的君主当然就可以统一天下了。
这件事情应该是梁惠王刚刚去世，梁襄王即位第一年的事，之后，孟子便离开了卫国，第二年苏秦就来到了魏国，并与合纵之说说服襄王，参加了苏秦主张的六国合纵以抗秦的计划。苏秦是个谋略家，第一次说服秦国失败，第二次在家头悬梁，锥刺股苦读《阴符经》，并且搜集了各国的国防机密情报，弄清了各国的实力。他先说服了赵王接受了他的合纵计划，然后以赵王为盾牌去说服魏国。他先夸谈魏国的战略地势，民众之多给魏王戴高帽子，又把梁惠王下面的大臣都骂了个遍，然后又给襄王戴高帽子，说“天下之强国！天下之贤主也！”最后说，襄王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竟然想奴颜卑膝地向他人低头，这岂不是太可耻了！面对梁襄王所建议的，只是政治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并不像苏秦孙子等兵法家，谋略家那样，提出立即可以付诸实施的如“合纵”“连横”等一类的具体办法，但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国君接受了孟子这项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像鲁国接受了孔子的意见，并给予权位一样，那么孟子有了权位以后，自然会提出具体的办法，因此我们不要随便把书呆子这顶高帽子往孟子头上戴。
孟子说的“一”究竟是什么呢？不是指一件事，一个人或某一种具体的方法，当然也不是指仁和义，因为仁和义也只是政治行为之一，是实施一种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为而已。
自古以来，在任何时代行正道都是非常艰难的，孟子始终想要行正道的，所以他的理想很难实现，而苏秦的主张只是针对当时的利害而来的，摆在眼前的现实利益，不管智、愚、贤、不肖，大家都容易看见，人人都能取得，如果立刻见效，大家都乐意去做。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是大利，是远利，是百年大计，甚至更远的在百年后。今天耕耘的人，自己不一定能享受享受得到他的成果，所以，就不容易被君王所接受。孟子深知此道，但仍然这样做，我们不能说不能不说，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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