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是一个现代词汇，在国际旅行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才具有意义。它来自人体生物钟与飞行所带来的跨时区后果的直接抵触。
在身体的不适感之外，我们如何与时差共存？《时差：昼夜节律与蓝调》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J•李便从文化、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与读者探讨了更多关于时间、科技以及人自身的关联。他涉及广博、信手拈来，从电影、文学到哲学思考，为我们呈现了旅行是怎样通过时差，影响到我们所生活的加速世界的。
经出版社授权，私家地理节选了书中关于飞行历史的一段，看看人类是如何理解飞行、速度和时差的。
《时差：昼夜节律与蓝调》；克里斯托弗•J•李/著；田可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11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在空中
在描写海外美国人的经典存在主义小说《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里，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区分了“游客”（tourist）和“旅人”（traveler）。前者归心似箭，而后者则长期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寻找他们本真的自我。
鲍尔斯的写作基于自身经历，他在美国、欧洲、北非的往返使他最终在摩洛哥丹吉尔定居。但如果这些游牧般的旅程和无根状态意味着自由的话，航线和时差效应代表着怎样的道德准则（如果有的话）？如果用一种不那么乐观的方式来衡量当下，我们或许可以为鲍尔斯这个初步的分类增加第三个类别：很多人既不是游客也不是旅人，而只是乘客（passenger）罢了。
既然有这些疑虑，为什么还要飞行？除了飞行的浪漫感之外，还有速度。就像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写到的那样，“速度是技术革命赠予人类的一种狂喜。” 航空旅行不是第一次出现的转型，轮船和火车早已克服了地理的距离。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要更快到达那里。
像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希维尔布希（Wolfgang Schivelbusch）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火车旅行的速度标志着时空感知的根本转变。并非人人都欣然迎接这一转变。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注意到，1930年代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的医学教授警告人们应该停止发展铁路行业，因为“速度会损害人们的大脑。
事实上，光是看上一眼这些疾行的火车，就足以让人头晕目眩。”本雅明自己使“漫游者”（flâneur）——或者说“闲逛的路人”——变得流行起来，认为那是理解现代都市生活的唯一方式。但对速度的感知是相对的。半个世纪之后，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抱怨关于现代旅行的写作“被时差削弱了——集疲劳和失眠于一身，令人不快。”他决心要解决这一困境，便诉诸火车，就像他在中国游记《骑乘铁公鸡》（1988）里记叙的那样。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一场关于迅速（quickness）的备忘录讲座中更进一步扩展了这些感受，写道，“作为速度、甚至心灵速度象征的马，贯穿了整部文学史，预示了我们现在技术观点的全部难题。”
时差与其说是速度的象征，更像是速度带来的难题。目前还没有那么多文化批评家关注时差。但现代航空已经催生了关于飞行体验的抒情性写作。尽管飞机可以说很少被赋予列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878）里的火车和火车站那样的象征意味和叙事上的分量——不过《卡萨布兰卡》（1942）片尾起飞的飞机是一个著名的反例——对飞行的追求，比起火车的指挥家-小说家（conductor-novelist）或者说迄今仍未出现的“宇航员-诗人”（astronaut-poet），吸引了更多的书写者。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体的出现。
从飞行员改行成为作家的威廉·朗格维舍（William Langewiesche）评论道：“机翼让我们能够飞翔，但心灵使我们把天空变成属于我们的东西。”飞行员和其他人都尝试过把天空变成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其中包括柏瑞尔·马卡姆（Beryl Markham）、查克·叶格（Chuck Yeager）、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可以说，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最著名的不是他作为飞行员的成就，而是他的小说《夜航》（1931）和回忆录《风沙星辰》（1939）里不事张扬的英雄主义以及对飞行的清晰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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