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纠正一句话，与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打了十年交道。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没想到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十年过去，她没有把这句话纠正过来，但她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悟明白了另外一个道理。李雪莲要纠正的这句话是她前夫说的。她前夫说：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李雪莲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潘金莲。
李雪莲和前夫想生二胎，但是国家计划生育紧，为了躲避罚款，她提出假离婚，等孩子出生以后再复合，于是两人就去民政局办了离婚。孩子出生了，可前夫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李雪莲没想到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了报复前夫，她跑到法院里告他，说自己是假离婚，前夫属于重婚。可是讼师却判了她败诉。有了法院撑腰，前夫更加肆无忌惮，李雪莲反而不占理了。前夫骂她是潘金莲，她一怒之下，要驳回法院的判诉，于是走上了上访的道路。李雪莲第一次上访，就闹到了全国人民大会代表大会堂，惊动了国家领导。虽然案子没来得及说给领导听，但是关系到她的案子的一大批官员全部落马，这下一来，李雪莲成了当地官员重点盯着的访民。
《我不是潘金莲》从一个农村妇女上访的故事揭露了中国现实的信访制度现状。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不断加强信访制度的建设。信访制度本应发挥表达民意、维护权利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它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反而造成了许多问题。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公共产品，那么它除了产生部分正的外部性以外，也造成了大量的负的外性。
一、信访制度应然作用：民主政治与权利救济的双重作用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信访制度作为一项民主政治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信访条例》，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在建国初期，信访制度主要发挥政治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信访制度的法律作用不断加强。“信访制度的确立与建国初期两次规模较大的‘信防潮’有直接关系。第一次发生在1951年前后，第二次‘信访潮’发生1957年前后，对这两次‘信访潮’，中央的回应态度是很积极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信访工作行政法规，即1957年6月7日《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我国信访局面也发生了变化，信访制度也随之不断改革。“1995年国务院制订了《信访条例》，明确将‘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列入信访范围，已经将因法律而产生的纠纷解决任务添加进来了。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现行的《信访条例》，纠纷解决的内容大增，‘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已经成为信访制度的核心任务，这种任务呈现出极强的法律属性。以浙江省宁波市1978-2006年间的信访状况为例，求决类信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急剧增加，至2003年达到20,061件，其余各类信访之和只有5,000件次左右，2005年求决类信访更是达到了全部信访的87.5%，而反映建议类的信访则由1994年的15.9%下降到1.5%。现代崇尚法治国家里，尚宪法至上，司法是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在我国，西方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取代了司法的终极救济制职能，从而具备了权利救济的法律属性。”因此，信访制度逐渐承担了权利救济功能：公民通过信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我国司法救济有限性的问题，信访制度成为公民维护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成为社会的安全网。
二、信访制度实然问题：信访效度差和信访问题丛生
但是在实践中，一方面，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并未充分发挥，信访解决问题的效果较差。“根据笔者的调查数据，真正能通过信访解决问题、实现信访目的的并不多，大约只有15%。张永和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在其受访者中，只有16.1%的人认为信访能解决问题，60.7%的人直接认为信访不能解决问题，23.2%的人则认为要受各种条件限制才能解决问题。”可见，信访解决问题的效果差事不争的事实。“90.5%的访民走访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这些目的可以说是毫无权力的公民在与政府博弈中选择的策略，虽然最终可能会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但是这也是他们在维权过程中的无奈选择。
另一方面，信访制度反而导致了以下许多问题的出现。
(一)信访洪峰。随着权利救济作为信访制度功能逐渐凸显出来，我国信访数量快速增加，有洪水来临之势。“据统计，自1993年，我国的信访数量增速高达20%，1995年我国县级以上信访机构的接待量近500万件，但到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为1,000多万件。县级以上信访工作手里的案件中，部分为越级信访。”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导致‘信访洪峰’的出现，信访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二)社会治理成本增加。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对信访的妥善处理，随着信访数量快速增加，政府不断加强信访的机构建设，增加工作人员。“截至2004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省级信访工作机构中，有19个为正厅级，其中有的省委或者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任信访局长。大部分县建立了基层信访工作机构，一些乡镇设有专职或兼职信访干部负责信访工作，基本上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信访工作网络。”这种巨大的信访工作网络建立增加了政府在信访的支出，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成本。
(三)信访怪圈。在政府的高压信访体制之下，许多地方政府对上访者采取控制、收买等政策，以平息事态。控制既包括硬控制，也包括软控制。所谓硬控制，就是运用暴力进行威胁和压制，迫使上访者放弃上访。收买则指地方政府为了“不出事”，往往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钱摆平上访者。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往往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反而使矛盾激化升级，导致重复上访、集体上访、京访等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于是信访陷入了上访-接访-上访的恶性循环，变成了一个怪圈。
三、信访制度张力分析：司法制度有待完善、政府高压政策以及社会矛盾增加
从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来看，信访制度的异化是由司法制度不完善、高压信访制度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信访制度作为司法体制外的权利救济制度，本应该发挥补充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尚待完善，却成为了权利救济的主要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法治尚未完善，司法尚未完全独立，因此，许多公民通过司法救助途径无法真正维权；另一方面是由于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通过司法制度维权的成本太高、程序太复杂，相比而言，信访的成本要低得多、程序简单。信访的交通成本相对较低，而且许多信访人为了减少费用，通常选择住在价格低廉的小旅店甚至直接在火车站睡。因此，信访成为了许多人维权的首选。
其次，政府高压信访制度是许多地方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涉信访的动机。因为信访被纳入考核范围，而且处罚方式包括组织调动，也即行政人员的升迁贬谪与信访工作直接挂钩，所以许多地地方政府在处理信访时，并非以根本解决信访人的诉求为出发点，而是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有时反而起到激化矛盾的反作用。
然而，信访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上各种力量相互博弈，彼此有复杂的利益纠纷，不可避免的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政府与人民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在拆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上，信访人往往由于对拆迁赔偿费用不满、对工业建设污染环境不满而信访。而人民内部矛盾则由贫富差距大、经济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均等造成，这导致了人民内部的阶层分化，信访人往往由于对特权阶层的不满而信访。
总的来说，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其权利救济功能逐渐凸显。这体现了政府对人民意见的重视，反映了人民维权意识的增加。但是，在实践中，信访制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导致了许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只有加强法治建设，为人民提供方便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才能让信访制度回归民主政治制度本质。而高压信访体制治标不治本，信访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在经济建设中兼顾公平和效率，缓解社会矛盾。唯有如此，信访制度才能发挥其应然作用、解决其实然问题，成为社会的安全保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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