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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绍兴十二年体制 —— 秦桧专制体制，是由宋、金两国分领中国，并以宋隶属金为其基本关系。随着最大威胁者金变更其路线承认宋朝，不干涉宋内政，归还徽宗梓宫、太后韦氏等事的发生，赵氏政权得以安堵，高宗也可以正正当当地做皇帝。可是宋在名分上从属于金，又放弃了华北、中原等中国固有领土、人民，传统的天下世界遭到了分割。
万俟卨为开封府阳武人，秦桧整肃岳飞时，他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出力甚多，后进升参知政事，是秦桧党羽中有力人士；然而却在绍兴十四年（ 1144 ）时，因与秦桧对立而落祠职。秦桧死后，与他对立之人，或重回政权，再得起用，或虽死殁，亦得平反恢复名誉。万俟卨亦在此反专制的潮流中得以复归，并于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与沈该一起就任相职。但次年三月他就过世了，在秦桧之后的政治过程中，并未留下明显的政绩。
当时经济力最富足的地区就是江南，特别是太湖周边地域，沈该与汤思退等人在权力中枢四年，一面以这些南宋先进基本地区为靠山，一面将这些地域的利害反映在政权中。
总而言之，秦桧死后数年间，掌握南宋政权的沈该、汤思退等人，在政策面上，仍是秦桧路线的忠实继承人。从这点来说，可将其定位为秦桧次政权。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与秦桧异质之处。如前所言，秦桧是站在北宋末年开封权门层这一边，全力维护其特权利益；相对地，沈该、汤思退等人皆是以江南为其社会基础。在秦桧专制体制下，被形骸化且无意义化的宰执成员中，江南出身人士大概都是形式性地以半年为任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沈该、汤思退的见用自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张浚复权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恐怕不是他的政治力或政治工作等事，而是特定政治势力，也就是反秦桧路线势力与继承秦桧路线 —— 在后秦桧时期掌握政权的沈该、汤思退势力间，一连串政治斗争的结果。让张浚得以复归的政治势力其实是二大势力的联合。
反秦桧政治势力的力量不足，在继沈该之后弹劾汤思退的事件中，再次表现出来。要想让汤思退败下阵来，并不容易，他既受到江南有力人士支持，掌握实务官僚，继承秦桧路线，又与高宗站在同一立场，备受信任。
绍兴三十年底，继承秦桧路线的汤思退辞去了相职。这虽称不上是致命的一击，但在反秦桧的号召下，新旧两代的联合势力也足以与得到江南富裕地区支持的掌政者相对抗了。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之下，张浚原本就是反秦桧的领袖，又可以结合新、旧两世代，组成一联合政治势力，其声望遂大幅提升，终于再次被推回权力的中枢。
以上即秦桧死后，始得归复政坛或新获起用，与继承秦桧路线者相对抗的人物经历。以下将再就他们共通的特色与性格稍作整理。
这些人因为固守地方乡村的利益，而要求采宽放的财政措施，恢复祖宗旧制，政治上则希望确立一定的组织、制度。
在金帝亮“天下一家”的野心驱策下，这次战争的计划规模很大，但是在动员、组织金的国力问题上却有着结构性的问题。其一，在实施对宋作战计划之前，即正隆六年（ 1161 ）四月间，金之西北方面已因征发南征所需壮丁，发生了契丹人反抗事件，金镇压无效 。其二，在政权中枢内部，反对发动对宋战争的势力相当强大，八月起兵之际，谏止南伐的母太后图克担氏遇弒，其党被杀，翰林直学士韩汝嘉赐死。其三，军卒中普遍有反战、厌战风潮。“金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
秦桧之死，虽然对秦桧体制之内廷人士有所影响，却未造成直接的冲击。可是汤思退的下台 —— 反秦桧系官僚占据权力中枢、对金关系的瓦解、战争的发生等一连串事件，终使得与秦桧有关的一批人无法再在内廷立足，全被一扫而空。
张浚一回到朝廷，不但反秦桧系官僚掌握了政权，第三次宋金战争亦随之开始。这与张去为、王继先之罢免、放逐，共同宣告了绍兴十二年体制即秦桧专制体制的结束。
笔者个人以为，从大局方面来看，高宗退位的原因应是：（ 1 ）在确立南宋政权过程中，采取共同政治行动的秦桧已死，其集团成员也在此时全遭逐放；（ 2 ）金之毁盟败约，重启战端，亦破坏了高宗政策的根本部分。
在这种相对有利的状况下，宋、金开始交涉，结果却由于宋廷无法汇整出一致的对金要求事项，这次折冲遂无功而还。
汤思退的复权，不止意味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复活，也意味着汤思退集团，亦即以先进地区为其背景的财务、实务官僚们的复权。
隆兴元年十一月，陈康伯、汤思退等宰执们乞孝宗“请召张浚咨访，仍命侍从、台谏集议”（《续鉴》卷一三八，隆兴元年十一月丙午条），以决定和议之是非，也就是作出对金关系的政策决定。
代表江南、沿袭秦桧以来之南北均衡论，掌握政权中枢实务派官僚的汤思退，亦代表江南、然基于自治论的周葵，还有与秦桧、张浚皆有所分别的中间派，亦即代表江东的陈康伯、洪遵等人，在隆兴元年（ 1163 ）末，达成当继续维持和议的协议，其历史特征已如上述。绍兴八年、十一年和议，是在高宗、秦桧彻底镇压、排除反对势力后才得完成；相对于此，我们当可了解，隆兴和议在性质各异的诸势力联合、妥协下形成的意义所在。
隆兴二年六月至七月，汤思退撤除唐、邓、海、泗四州驻军，金军重新进占其地，纠缠难解的国境问题暂告段落。汤思退则为此流放永州，并死于途中。
宰执制的活化与实质化，以及起用地方有力人士出任宰执等事，就政治势力的配置与编制看，乃是联合，若是从政策决定方面观察，则是妥协，这成为后秦桧政治过程的基本政治形态。
南宋政权的规模远较北宋为小，政权成立后，经过四十年时间才又重新建立此统合形式。宰执制的活化、实质化，以及宰执成员地域代表性的再确认，意味着宋代官僚制原有的全体性再次恢复。孝宗时期成为南宋盛世的最大历史根据，或许正在于其确立了联合、妥协的政治形态，而这也就是秦桧死后十年政治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遗产。
这种基本政治课题的转换及其实现，其实是自南宋政权建立以来，即已根深蒂固的江南民力涵养论之国家政策化。所谓联合、妥协的政治，其政治主体是以在地地主为主要政治势力，经由官僚机构实现南宋政权的统合性与整体性。而其主导权则由两浙、江东系势力所掌握。
如果说孝宗治下的乾道、淳熙年间，乃是南宋政权立足于江南地区，最能接纳江南地主舆论、最能为江南着想的时期，这也是始自这十年的后秦桧政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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